第13节（第601-650行） (13/44)

Collins）和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在内的明星客户塑身。《纽约观察家报》（The

New

York

Observer）曾发表评论称这种健身方法“与众不同，独领风骚——能有效收缩并提高臀部，让它不那么平坦。在踏板操、动感单车、普拉提、跆搏健身操和纽约体育俱乐部或瑜伽中心遍布大街小巷之前，伯克的健身法就已风靡一时”。[53]

20世纪60年代，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年轻女人莉迪娅·巴赫（Lydia

Bach）出现在曼彻斯特街工作室，她为这种健身法的革命性效果和伯克的信徒数量之庞大感到欣喜若狂。她很快与伯克达成协议（对伯克来说，谈不上有利可图），带着这种健身法远渡重洋。1970年，巴赫在纽约上东区中心地带第67街开设了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随后又在汉普顿地区布里奇汉普顿社区黄油巷的一个旧土豆仓库开设了另一家工作室，这样客户们在夏季度假时仍然可以上课。美国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新教徒上层阶级、明星和纽约社交名流对此趋之若鹜——正是被汤姆·沃尔夫称为“社交X射线”††的那些人（他本人也是巴赫的客户）。巴赫自己曾说过：“我的一堂课曾经汇集了肯尼迪一家三代。”《纽约观察家报》曾表示，许多年来，这两家工作室一直是“纽约上层阶级秘而不宣的昂贵秘密”，而且巴赫拒绝开特许经营的连锁店，或与人合伙在纽约或其他城市开设更多工作室（巴赫曾在洛杉矶短暂开过一家工作室）。只有富人才能在20世纪70年代花30美元上一次健身课（相当于2015年的183.87美元）。但是它的成功和追捧者的狂热程度引得其他人纷纷效仿。而且这些锻炼确实有效。因为它针对具体肌群进行分离锻炼，练习者的身体确实看起来不一样了——那种紧实效果是普通的跑步、网球或健身房运动所无法给予的。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类似健身法先是在纽约出现，随后遍及全美主要大城市。伯尔·伦纳德（Burr

Leonard）和后来成为其丈夫的卡尔·迪尔（Carl

Diehl）一起见过伯克，她还在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学习过。1992年，两人就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尼治开办了第一个扶手杠健身工作室。1999年，他们又在康涅狄格州的达里恩、韦斯特波特和新迦南开设了三个工作室。从社会经济学和人口统计学的角度来看，他们在康涅狄格州的店基本上就是纽约上东区的城郊复制版。几年后，又有两个明星学员离开洛特·伯克健身工作室，在纽约市豪华的“呼吸”水疗中心开设了“核心融合”课程。弗雷德·德维托（Fred

DeVito）和伊丽莎白·哈弗帕普（Elisabeth

Halfpapp）不仅导致巴赫的大批教练离开，由于“核心融合”的新家背景雄厚（还有水疗福利），很多客户也抛弃了巴赫的工作室。巴赫的健身法追求简单实用，缺乏新意，开设在褐砂石老房子里的工作室也愈加破旧，一位客户甚至称其为“垃圾场”，并且评论道：“它让我想起了祖母家的厕所。”[54]

在这些早期健身工作室的带动下，各种不同的源于芭蕾的健身工作室开遍了全美——“流行体格”（洛杉矶、纽约和旧金山），“扶手杠健身”（在康涅狄格州开了几家后，又在美国许多地方开设了分店），还有或许是最有名的“健身57”（纽约、汉普顿地区——就在老洛特·伯克工作室原址和比弗利山庄）。每一家都强调不同的瑜伽、普拉提和芭蕾训练，使用各种各样的哑铃和芭蕾扶手杠。

不论走到哪里，这种源于芭蕾的健身课程都是21世纪炫耀性休闲的最佳代表。每家健身工作室的客户当然有所区别，同一阶层的人自然会选择相同的炫耀性休闲方式和穿衣风格，但效果却一样：参加这些健身课程代表这些人有稳定的财务基础和自由休闲时间。这种炫耀性休闲在很多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无论以哪种全球标准衡量，每个健身课程的课时费都很贵（一次课的课时费从10美元到40美元不等），而为了达到理想效果，一个人每周必须上2—4次课。即使每次课的费用并没有变成183.87美元，但累计费用的增长也相当迅速。

参加这种源于芭蕾的健身课程还有更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由于炫耀性休闲体现了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奢侈属性，因此，1小时一次的健身课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人有能力来上这种课，完善自己的形体。那些报名上周一上午11点课的人（或在某个工作日中途上课）正在向班里的其他所有人展示自己的炫耀性休闲。这种行为本身就暗示了一个人工作的灵活性或收入的丰厚，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对一些人而言，更是展示了根本不用工作的奢侈背景。正如“流行体格”的创始人德里克·威廉姆斯（Deric

Williams）所言：“肯塔基州的单亲妈妈就不能来上课……我们曾（在工作室）开展育儿服务，但后来放弃了，因为大多数来上课的人都有临时保姆和住家保姆。”

其次，参加这些健身课程的人通常都会穿特殊的衣服运动和工作。詹妮弗·威廉姆斯（Jennifer

Williams）以前是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则是“流行体格”的联合创始人，她曾回忆自己在“扶手杠健身”当教练的情形。一开始她就着穿普通的运动服，但到了21世纪初，当她在旧金山教授芭蕾健身课时注意到：“班上的所有女人都穿着印有相同商标的裤子。我意识到‘我必须也有那种裤子’。”这种裤子就是露露乐檬健身裤，是这家公司的标志性产品，也是都市炫耀性消费的新物质化象征。这种裤子非常讨人喜欢（黑色的喇叭裤风格，材质是较厚氨纶混合物，超级吸汗）。而且，一个人也只有努力健身，穿上露露乐檬健身裤才好看，同时也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买一条这种裤子。（每条裤子售价100美元，一个人如果每周健身多次，可能就不只需要一条裤子。）因此，身着这种健身裤的人轻而易举地就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炫耀性消费。每家健身工作室还会生产专属系列服装，包括T恤、紧身弹力裤和芭蕾健身课“必备”的标准防滑袜（袜底通常有防滑设计，图案通常是工作室标志或名称，防止脚踩在扶手杆上或工作室的硬木地板上时打滑）。最近几年，出现了很多露露乐檬健身裤的同类产品，包括卡普里瑜伽裤，这是一种采用网格剪裁，印有大量几何图案的紧身裤；还有巴尼斯纽约精品店（Barneys

New

York）销售的阿迪达斯的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运动系列。即使是那些没有积极报班健身的人，也能在衣柜里常备一套阿斯莱提卡（Athletica）或露露乐檬的休闲运动装，以此体现其炫耀性休闲方式。设计师品牌运动服已经成为志向阶级的阶级神话必不可少的组成要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如果一个人有钱又有闲，每周还去上几次有氧芭蕾健身课，效果确实立竿见影。《纽约观察家报》就曾直截了当地指出，参加这种特别健身课的女性的身材看起来的确与那些参加其他健身课的女性不一样。因此，那些在“流行体格”“健身57”“扶手杠健身”或其他任何有氧芭蕾健身班上过课的女性，哪怕只是在日常生活中喝杯咖啡，去食品杂货店买东西，或出门用餐，就能自然而然地展示其炫耀性休闲成果。如果有人担心这个世界没有看出自己辛苦付出的炫耀性消费的成果，别忘了还有“健康自拍”——拍下自己健身后的照片并立即上传到脸书、Instagram或自己的博客上。

这种潮流也能通过其他类型的炫耀性休闲体现，很多志向阶级成员通过衣服，随身携带的饮用水，运动后饮用的绿色的鲜榨果汁，或者是高级健身工作室的会员或常客身份等物质手段，就能展示其身份地位。社会学家詹妮弗·马奎尔（Jennifer

Maguire）在《健身消费》（Fit

for

Consumption）一书中以更广阔的视角探讨了利用空闲时间健身这一问题，将其视为创造生产力和实现个人发展的活动。马奎尔认为，能够分配适当的时间健身本身就是社会地位和奢侈的象征，健身工作室和健身房不停地改头换面，健身法也总是迅速升级换代。马奎尔发现：“运动的未来正在经历重塑。俱乐部将健身作为一种休闲生活方式进行推销……健身俱乐部会员资格和体态成为整体生活方式中相互关联的身份地位象征。”“昼夜平分点”和“核心融合”这类健身机构一开始只专注于健身，后来也引入奢侈设施，提供相应的奢侈服务，因此，频繁使用这些设施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n+1》杂志联合创办人马克·格雷夫（Mark

Greif）曾评论道：“现代健身让你意识到身体内部机能运动的重要性。除了现代健身房，没有什么能让我们相信自己对工厂工作抱有怀旧之情。”[55]因此，休闲总是能创造生产力，与其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当然也是一种炫耀性消费——是向全世界展示你利用休闲时间保持身材和雕塑腹肌的有效途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最近一篇文章指出，虽然2007年开始的经济大衰退让很多行业遭受重创，健身行业（健身房、俱乐部、健身课程等形式）仍然生机勃勃，并且实现了行业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精英阶层健身投入的增加造就了健身行业的健康成长。那些位于收入顶层20%的群体每周的健身时间是位于收入底层20%群体的6倍多。正如该杂志所言：“有目的地出汗正成为一个精英现象……‘繁荣’曾经是超重的同义词，而现在健美（以及瘦）则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56]社会学家哈维·莫罗奇（Harvey

Molotch）也曾评论道：“休闲的目标曾经是白净无瑕、柔弱无力。而现在你需要一些财富来拥有肌肉。工人阶级以前是唯一拥有肱二头肌的人，只知道吃快餐可不会让你拥有肱二头肌。”

这些例子与享有特权的现代育儿所遵循的社会习俗没什么区别。记者帕梅拉·德鲁克曼曾表示：“母乳喂养实际上很考验耐性，会造成不便，有时候还会给人带来身体上的痛苦，但这些反而成为提升其地位的特质。”[57]那些休产假的女性没法每天去美甲。相反，她们的时间都用来哺乳，与孩子亲密接触，努力让孩子在语言学习上领先一步。所有这些行为都能创造生产力，但同时也体现了这些妈妈拥有大多数其他妈妈所缺乏的大量的奢侈的空闲时间。

志向阶级的这种休闲生产力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一些志向阶级成员永远无法放松休息。即使是看电视——《广告狂人》（Mad

Men）、《绝命毒师》（Breaking

Bad）、《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或HBO频道的最新剧集——也是为了跟上时代文化思潮。如果一个人不利用空闲时间做些什么让自己看起来聪明、有文化，怎么能在宴会上显得见多识广呢（以及智力超群）？如果志向阶级成员没有时间看电视或看书，推特、“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网站等媒体也能让这些过劳人群关注或追踪到最新文化事件、电视节目或图书信息，这样，与那些真正花时间看报纸和《纽约客》的人相比，他们看上去似乎花了更多时间做这些事。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ield）曾在《纽约时报》上写道：“随时都要掌握足够多的信息，以免暴露文化上的不足，是我们现在持续面临的压力。似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电梯闲谈、商务会议、办公室茶水间、鸡尾酒会等场合如鱼得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帖、发推、网聊、评论、发文，让自己看上去像是亲眼见过、读过、看过或听过相关事情。我们并不是真的要直接使用这些看上去对我们很重要的海量信息，而是只需要知道其存在——并且对其有一定看法，能够参与与之相关的谈话即可。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伪装成知识渊博……当一个同事在鸡尾酒会或聚会喝酒时提到一部电影或一本书，我们明明没看过或读过，甚至连相关评论都没看过，却还是会意地点点头，这并不能称为说谎。因为话题发起者本人很有可能只是在重复其在社交媒体动态或新闻推送中看到的辛辣评论。”[58]

当志向阶级高效利用有限的休闲时间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以这种方式消磨时间是多么奢侈的一件事。他们忙于证明和强调其利用时间的方式是如此独一无二，使其从根本上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就指出：“正如他们希望从投资和慈善事业中获得回报一样，富人现在希望从休闲时间获得回报。”因此，其中一部分时间也会用来评判那些不花时间做这些事的人：给孩子喝配方奶而不是母乳？简直是毒害儿童！花时间看低俗情景喜剧的文盲？真可耻！换句话说，部分现代炫耀性休闲可以看作是针对不参与这些活动的人所表现出的一种文化和道德优越感，同时也体现了进行这些炫耀性休闲活动者的一种假设思维，那就是不参与这些活动一直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然而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些行为似乎如此自然，很多志向阶级成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这么做，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社交群体将其视为社会规范。母乳喂养和顺产是“直觉”或“本能”选择，大家都应该如此。即使它们令人疲惫不堪，感觉像在工作，也是一种奢侈的享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从这些行为给人的直观感受来看，它们对于中下阶级而言并不是显而易见或轻松的选择。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提及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贝尔在1976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这本书至今仍是对现代社会最有力的批评作品之一。贝尔指出，社会利用资本主义及其职业道德所提供的经济优势，在我们的社会行为和文化风格中创造新的感受力和巨大自由。那些曾经转向体现新教徒工作价值体系所提倡的节衣缩食的生活方式的人（想想威廉·怀特的《组织人》），现在正在拥抱先锋派（它还存在吗？）和波希米亚主义这类文化行为新形式。我们的经济生产力给我们提供了享受文化自由或成为“文化杂食动物”的机会，后者是社会学家对新精英社会这一特殊精神支柱的形象比喻。我们仍然具有旺盛的生产力，这一特质定义了志向阶级，也决定了其如何获得相应的身份地位。但能体现生产力所创造的成功的外在身份地位象征却隐藏在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和消费选择中。[59]贝尔在这方面的巨大贡献在于，指出了整个社会在文化上已有所改变，因此，不再过分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甚至波希米亚主义）已经成为更高经济地位的象征。或如大卫·布鲁克斯所言，布波族竭尽全力将消费选择变成神圣的道德决定（净水器、私教冥想课、哺乳顾问和石材打造的禅修风格浴室）。这些消费看上去像是出于本能所做出的选择，或是对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回归，但实际上却体现了我们在资本的帮助下获得选择这种生活的自由。“正念”冥想可以看作是对前数字时代的一种道德回归，透露出反资本主义的情绪，但却需要花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和练习。铜制炊具比特氟龙（Teflon）炊具更环保（由于使用了自然元素制造，当然也更接近自然），但前者一套要花费1500美元，后者则只需50美元。我们或许可以再次借用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的话：“道德深深地融入了我们物质生活的肌理中。”[60]

我们做出这些能够显示身份地位的决定，究竟是反映了我们渴望向全世界炫耀的心情，还是折射出我们希望被他人接纳的人类基本诉求，实在难以分辨清楚。我们不会同情那些通过购买爱马仕铂金包来努力获得认同感的女性［也可以参考《我是个妈妈，我需要铂金包》（Primates

of

Park

Avenue）一书］，而那些选择母乳喂养，家庭分娩，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为了健康更加勤奋锻炼的女性看起来似乎更真实、更深刻，或者说她们至少是在追求更美好的意义——可恰恰是相同的社会经济阶级属性和文化资本积累赋予了后者做出看似完全不同的选择的能力。

因此，美国新型炫耀性休闲同时具备一个明显的反作用力——它制造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甚至超过了任何形式设计师手袋制造的同类效果。至少以手袋为例，有钱自然就能买到奢华版。而在进行炫耀性休闲的时候，如果某人没有选择做某事，我们会将其看成是某种道德选择。我们忽略了人们做决定时的社会经济局限性（或者对志向阶级中的富有成员来说应该是社会经济赋予的自由选择权）。为什么那个人会超重或这个人的文化意识如此薄弱？或许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按小时结算工资，因此没有钱购买昂贵的新鲜水果，也没有“能创造生产力的休闲时间”去上晚间普拉提课或阅读《纽约客》。而在生儿育女方面，如果女性用配方奶喂孩子或是采取剖宫产，志向阶级群体会让她们感觉罪不可恕。同时，妈妈们虽然反对使用安抚奶嘴，却又会把自己的手指放进孩子嘴里进行安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