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第551-600行） (12/44)

母乳喂养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还是一个新潮流。过去，家里有一个奶妈才是财富的象征。让我们以法国为例，这个国家在育儿方面至今仍是美国的参考对象，《法国妈妈育儿经》这样的书就展示了法式育儿与美式育儿相比所具有的优点（孩子不那么骄纵，行为举止更得体，妈妈们更苗条，产后2—3个月几乎都没有进行母乳喂养）。[29]

我们今天所坚持的价值观大约在300年前就已存在。在18世纪的法国，上层阶级的规矩是把孩子送给奶妈照顾，奶妈的工作就是母乳喂养其他女人的孩子。直到19世纪后半叶，上层阶级才减少了对奶妈的使用，因为工业革命让那些在工厂工作的女工也能请得起奶妈了（1869年，超过40%的婴儿都是由父母雇人照顾）。不要忘记，那时候还没有发明婴儿配方奶，而对动物乳汁的使用导致婴儿死亡率高达50%，因此，那些无法整日陪伴在孩子身边的女性陷入了困境（对富人来说，这只是个有关是否方便和摆脱育儿责任的问题）。虽然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较低阶层女性雇佣奶妈的行为导致富人减少使用奶妈，但两件大事把普通民众雇佣奶妈潮流的兴起与上层阶级减少对奶妈的使用联系在了一起：第一，法国社会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奶妈，促使当时的奶妈局颁布了相关正式政府法规，确保奶妈们能获得劳动收入。然而，法国大革命后，奶妈局的权力明显削弱，无法关押沦为债务人的父母们（那些雇佣了奶妈却不支付报酬的人）。事实上，那些无力支付奶妈费用的父母们因案件被归为慈善案件而免受责罚。与此同时，法国整体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当局被迫于1876年撤销了奶妈局。[30]与此同时，工厂女工们对奶妈的需求不断增加，一门商业化的私人“生意”随之兴起，由于缺乏监管，其管理十分混乱。虽然奶妈们几乎都能得到较高的工资，但她们受到的监管却比较少：她们没有接受严格的健康检查，也可能是趁在私人工厂工作之余来照顾孩子。监管的缺失导致一系列问题，包括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梅毒传染等。[31]这些健康问题敲响了警钟，在那些有选择能力的人看来，奶妈不再是一个理想选项。

第二，与当时情况密切相关的是，上层阶级的意识开始有所改变。从18世纪中期医生们对卢梭的高声疾呼所做出的指责不难看出，人们开始认为由母亲亲自哺乳更符合道德标准。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兴起“良知革命”，开始思考雇佣奶妈代替母亲行使职责的问题。除非受罕见的物质条件所限，这群经济精英多年来一直这么做，但现在雇佣奶妈却从本质上被认为是一种犯罪。[32]历史学家乔治·萨斯曼（George

Sussman）对此评论道：“拿破仑三世时期的巴黎——或许是在整个帝国——出现了非常矛盾的情况：城市规模和城市中的女性劳动人口空前庞大，导致对奶妈的需求也空前庞大，但与此同时，让母亲亲自哺乳的思想和对商业化育儿的厌恶，从社会上层自上而下地传播开来。”[33]母乳喂养自己的孩子开始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但是情况再次发生改变——配方奶的发明，社会其他阶层也开始采取母乳喂养，劳动力市场不断变化。于是，母亲身份地位的象征也随之改变。

20世纪早期，英格兰和美国的时尚女性越来越接受用配方奶喂养宝宝。奶妈（在这些国家的流行程度并不如在法国）都是一些工人阶级和农村妇女，因此，女性用母乳还是配方奶喂养自己的孩子（或雇一个奶妈代替自己哺乳）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阶级问题——贫困女性自己喂奶，富有女性则不需要这么做。除此之外，富有女性对人造奶粉优于天然母乳的“科学性”和现代优越性深信不疑。［虽然当时的科学研究和伟大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本人都证明，母乳更有可能让婴儿活下来，并促使其茁壮成长。］母乳喂养还要面对另一种潜在威胁：不愿为母乳喂养的社会局限性所束缚的时尚都市女性可以寻求现代医学的帮助，甚至连大众文学也能助其一臂之力，这类作品通常把上层阶级女性塑造成身体羸弱，“不能”哺乳的一类人。[34]正如大多数文化领域出现的情况一样，富人的习惯总是被较低阶层的人模仿，配方奶也因为这种模仿而迅速得到普及，母乳喂养率则急速下降。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很多中产阶级家庭都选择给孩子喂配方奶而非母乳，从1946年到1972年，母乳喂养的普及率降至22%—25%。与此同时，中上阶层养育孩子的过程变得困难重重，历史学家珍妮特·戈尔登（Janet

Golden）将其形容为“母亲身份的文化意义”的不断发展变化：较富有的女性被认为应该对孩子的品格养成负责，而不仅是承担基本的生存和养育责任。[35]20世纪70年代急剧上升的整体母乳喂养率到了20世纪80年代就呈现出下降趋势。而导致今天低母乳喂养率的原因同样可以用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的这一下降趋势：贫困，教育缺乏，失业，种族和WIC计划‡。而公众意识、医学干预和更多人用上更先进的吸奶器则有助于提高整体母乳喂养率，尤其是提高了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劣势的女性群体的母乳喂养率。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现在母乳喂养率的提高，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些弱势群体的贡献（但其母乳喂养率仍然明显低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收入白人女性群体的母乳喂养率，后者的母乳喂养率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稳定）。[36]

美国的这一趋势与法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与美国同胞不同，法国中上阶层女性并没有将母乳喂养当成育儿必不可少的仪式。在今天的法国，女性在生产完的几天后离开医院时，只有不到一半继续母乳喂养，而几个月后还进行母乳喂养则会被视为异类，更不用说在公共场所哺乳或严格遵循美国儿科学会的12个月母乳喂养建议。[37]美国的新手妈妈们通常会穿着像帐篷一样宽松的连衣裙，并且辩解称这是自己全身心投入于母乳喂养和亲密育儿的结果；而在法国女性看来，产后的首要目标是迅速减重，重新变得性感苗条。

在美国，母乳喂养在中上阶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群体中的盛行，还深受其他因素影响：回归自然比忠于现代科学更重要成为一种潮流，同时，一些体现这种社会思潮的活动相当耗时，参与这类活动可以体现参与者对时间的自由支配能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女性就逐渐接受自然分娩运动和家庭分娩。[38]显而易见，生养方式的进化部分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受过良好教育的传统富有白人女性已经习惯于花数小时给孩子读书，参加产前辅导班，撰写详细的生育计划，总而言之，就是为生孩子做好充分准备。这类女性之间现在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自然分娩和无痛分娩的区别（至少从理论上来看，这些妈妈们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会选择剖宫产）。这类女性还相信，不借助任何药物的自然分娩所产生的极端疼痛，是一次完整的生育体验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其他女性则还在担心无痛分娩时采用的硬膜外麻醉会对婴儿造成伤害（虽然这种担忧并没有得到任何医学证明）。事实上，不借助任何药物的自然分娩几乎被看作是生命诞生的重要仪式，而家庭分娩则如孕育生命一般神圣。这类文化和社会信仰十分强大，直接影响了女性的决定，以至于她们可以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我们不是没有听说过在家努力挣扎30个小时后紧急采取剖宫产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些医学专家认为，虽然硬膜外麻醉会延缓分娩，但自然分娩过程中的疼痛和压力也可能对婴儿有害。

新生儿在分娩后的几天里都与妈妈同住，“爱婴医院”持续提供哺乳支持和即时“亲肤”接触。实际上，想要成为一家爱婴医院要承受很大压力，致力于获得这一荣誉的医院往往拒绝在婴儿出生后的最初几天提供任何配方奶，甚至在产妇尚未泌乳、新生儿很可能挨饿的情况下，也不例外。我曾与一名产科医生进行过交流，她告诉我，哪怕婴儿在最初6个月里只喝了一滴配方奶，也会被认为没有“完全进行母乳喂养”，而这些医院的统计数据和排名就会因此受影响。妈妈们则被这个无配方奶紧箍咒牢牢控制。另一名曾与我交流过的医生则表示：“如果宝宝生下来血糖偏低，我们就会喂他喝糖水。这时妈妈可能会十分生气，跟我们说她的孩子是要接受纯母乳喂养的，完全忽视医生为了孩子的健康才给他喂糖水的医学必要性。”

所有这些育儿新标准都更看重自然天性，而非科学医学，这与20世纪中期女性的育儿追求相去甚远。有能力自由支配时间使得这些妈妈有时间获得相关育儿信息并加以实践。如前所述，频繁哺乳、家庭分娩和参加产前辅导课都要耗费大量时间、知识和金钱（或是用钱换时间的能力）。以母乳喂养为例，想要在不补充任何配方奶的情况下实现有效哺乳，就要不断练习，需要在产前参加一系列相关课程，对一些女性而言，可能还需要哺乳专家的鼓励。自然分娩也并不意味着产妇到医院后就把一切都交给医生那么简单，生产前产妇也要参加一系列有关呼吸和放松肌肉的课程。自然分娩本身也要耗费大量时间（要等待产妇进入分娩状态，等待子宫口张开，等待婴儿出来）。而那些拒绝借助药物力量诱导或加速分娩的产妇甚至要花更多时间完成自然分娩。虽然美国全国的剖宫产率高于30%，但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和亚裔女性——尤其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最不可能接受剖宫产，相关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表示，在不考虑急诊的情况下，剖宫产往往与低医疗服务水平紧密联系在一起。[39]然而就在25年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发表过截然相反的医学发现：选择剖宫产的大多为富有的白人女性。这表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才是促成这一生育选择的原因，而不是医学指征。[40]

今天，美国富有女性首选的生育方式是家庭分娩，再次体现了在整个分娩和育儿的过程中身份地位和价值观的变化。在受过良好教育的非西班牙裔白人女性中有超过2%（即每49个里面就有1个）的人选择有计划的家庭分娩。过去十年间，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并且丝毫没有放缓的趋势。等到《纽约时报》杂志都发表了介绍助产士伊娜·梅·加斯金（Ina

May

Gaskin）和家庭分娩运动的专题文章，就清楚表明，家庭分娩运动或许（还）没有成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富人的主要生育方式，但作为一种文化兴趣和真实的替代选项，它已经成为一种理想的生育方式。家庭分娩至少已经成为那些有能力选择这种生育方式的人口中有价值的谈资。[41]家庭分娩实际上是那些有能力负担得起的人才享有的一种特权（保险并不涵盖此项费用）。[42]

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社会群体进行检视后才明白，哪怕我们自以为只是在做临床或医学决定，我们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也会对其产生重要影响。20世纪初，当美国的富有女性正在考虑应该自然分娩还是家庭分娩的时候，南美洲的女性却正在为自己选择了剖宫产而沾沾自喜，因为这样能避免阴道拉伸，可以自行安排分娩时间，有效地控制自己的生活。巴西私立医院实施的分娩手术中有80%—90%都是剖宫产，有的医院这一比例甚至高达99%。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女性剖宫产率超过15%就过高了。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曾就巴西的这种情况做过简单报道：“剖宫产是巴西富有女性的标志……对身份地位的强调从分娩时就已开始——剖宫产手术就是孕产界的路易威登。”[43]

志向阶级的炫耀性休闲实践远不止分娩和母乳喂养。育儿方式也已成为社会经济地位象征。以亲密育儿为例：西尔斯博士（Dr.

Sears）积极提倡的这种育儿方式要求妈妈时刻陪伴在孩子身边，在孩子1岁之后还要继续根据其需要进行母乳喂养，孩子5岁之前都要母婴同床（或者直到孩子做好准备离开父母的床），一天之中的大多数时间还要把孩子“穿”在身上。这是一种略显极端的育儿方式，虽然它自有其人类学优点：西尔斯发现，那些随时能得到妈妈安抚的欠发达国家的孩子们不太会哭闹，长远来看也更有安全感。地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也通过对更为原始的社会的育儿方式的观察得出了相似结论，在那些社会里，母婴同床，长时间按需进行的母乳喂养，母婴之间的肌肤相亲会一直持续到孩子幼儿期。孩子们的生长发育情况普遍较好（也不太可能出现反社会型人）。戴蒙德表示，西方社会时间紧缩和上班族妈妈现象，创造出了与现代育儿密切相关的定时睡眠和哺乳的社会模式。[44]

即使不考虑经济条件，中上阶层的育儿实践本身就散发着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气息，它们有赖于文化象征资本和大量可支配时间，而后者正是大多数家庭的日常交流和生活中所缺乏的。然而，通过参与这些育儿活动，中上阶层父母最终找到了展现其炫耀性育儿的物质手段，同时也凸显了他们与其孩子的社会地位。类似“喝奶宝贝”设计品牌哺乳巾、爱够和宝贝熊牌婴儿背带、布制或可降解尿布这些日常用品，都有效地发挥了信号作用，凸显了这种特殊的母亲身份。哺乳巾本身并不贵或过于炫耀，它只是一种体现昂贵、费时的育儿方式的物质象征。因此，亲密育儿、家庭分娩和母乳喂养的日趋盛行反映的是一种精英立场，与大多数美国妈妈们的立场相对，由于受到时间和金钱的限制，普通妈妈们基本上无法参与上述实践。我并不是在暗示参与这些育儿实践的女性都是为了展示其社会地位，只不过是想起了剖析这些现象时的一些个人经验。

我在三十出头的时候当了妈妈，在生第一个儿子前，我人生中当保姆的时间不超过10小时。当我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对于母乳喂养的好处只有极为模糊的一点认知，然而无须太多提醒，我就报名参加了母乳喂养课程，学习了婴儿心肺复苏法，大量阅读育儿书和相关文章。因此，当我写作有关如何育儿的东西时，突然意识到我就是自己笔下描述的那类女性。

我一边写一边不停地问自己，我的选择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自觉，如果是有意为之，那动机又是什么？我显然不是为了凸显身份地位才这么做（有更轻松、耗时更少的方法获得社会地位），也不是为了检验医学研究成果（我在这方面只是个外行）。我更多的是被一种超越经验的东西所驱动：我的朋友们和所有那些参加“妈妈&我”亲子班以及在公园游乐场——基本上就是我每天生活的环境——遇见的妈妈们。但我其实并没有有意识地吸收这些经验。在我的习惯认知里，这只是我们做事的一贯方法，它是如空气般自然的存在。它是无意识的本能行为，就像人与生俱来的道德感或饿了就想吃东西一样。虽然全美统计数据告诉我，我的育儿决定绝非无意识行为。我的选择一直受到我的生活环境、经济状况和身边能获得的资源的影响，那些做出同样选择的妈妈们也肯定了我的选择：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享受带薪产假，可以买得起吸奶器，知道哺乳顾问的存在（更不用说咨询过其中一位），参加支持这些育儿实践的育儿课程，可以与我的产科医生和儿科医生通过邮件交流，不论白天还是晚上，他们会随时回答我的任何问题。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45]这种育儿方式和其他生活方式一样，从本质上或表面上来看或许都不是有意识的行为，但它所蕴含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却与那些划分种族与阶级界限的更物质化的消费对象一样明确和广泛。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中曾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完成其生活。”

有人会问：为什么有的妈妈（更常见的是父母双方）要选择做这些耗费时间又苦难重重，有时候甚至还很痛苦的事情，而不是把同样的时间用于休闲娱乐呢？在凡勃伦的时代，人们是不会在休闲时间做这么辛苦的事情的。凡勃伦将炫耀性休闲定义为对时间的“非生产性”使用，时间没有发挥任何更有价值的作用。简而言之，休闲就是休闲：观看体育比赛，为了学习本身（而非实用）而去大学学习有关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古典学”，休长假，无所事事地生活。[46]但是，并非只有妈妈们把钱和时间用在与休闲娱乐毫不相关的事情上。2008年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所有父母在收入和教育程度得到提高的情况下，用于休闲和家务的时间就相应地减少，但与此同时，陪伴孩子的时间则会随之增加。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加里·兰尼（Garey

Ramney）和瓦莱丽·兰尼（Valerie

Ramney）发现这一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陪伴其学龄前孩子的时间是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女性的2—3倍。[47]

为什么这些家长明知道自己的时间所具有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大，却还要“免费”赠送出去（比方说花时间陪伴孩子）？加里和瓦莱丽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而这些学者认为“同生群拥挤”就是答案所在——现在想进入一所精英大学更加困难，精英家长们因此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帮助自己的孩子们做好准备。或者用这些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我们认为，大学入学竞争愈演愈烈，或许是引发这些趋势的重要原因。近年来，上大学的学生人数激增，正好与家长花在教育上的时间增加的趋势相呼应。由此产生的‘同生群拥挤’现象使得家长在大学入学准备方面耗费更多时间，为了争取大学入学名额展开更激烈的竞争。”[48]《人口统计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家长不仅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还把更多金钱投资在孩子身上。这些家长一直以来都在孩子青少年时期投入不菲，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富有家庭大多数的财富资源都投入到了不到6岁的幼儿和20多岁的成年孩子身上。[49]简而言之，费劲地让孩子去上幼儿园预备班周六早晨的小提琴课，或许真能为其以后上普林斯顿大学铺平道路。

这些育儿实践符合安妮特·拉鲁所谓的“协作培养”的观点。无论是希望通过母乳喂养来提高孩子的智商，还是送3岁的孩子去上美术班，或是让孩子在高中学习曲棍球，志向阶级家长们都把自己的孩子看作是一项发展计划，精心组织培养，尽最大可能保证孩子未来的成功。拉鲁曾在《不平等的童年——阶级、种族与家庭生活》中评论道，这些育儿选择既体现了家长们当时的社会地位，也将影响其未来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和工作成就。除了从出生到高中的一系列有计划的培养，中上阶层的孩子们还会被鼓励勇敢质疑权威，经常与家长展开讨论，同时还参加其他各种活动，变得十分擅长社交。这种育儿方式与“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在拉鲁看来，后一种育儿方式是贫困家庭和工人阶级家庭的主要选择。这种顺其自然的育儿方式强调尊重权威，更多地服从父母的指令（比如听话地“去洗手”，而不是就微生物理论的起源展开广泛讨论），以及较少的计划性活动（比如没有那么多音乐课、玩耍聚会和体育活动）。志向阶级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会感到充满力量，往往拥有更多词汇量和更强大的社交能力（但却会被批评为承袭特权），而工人阶级的孩子通常更独立，掌握更多服从命令的技巧，因为在其未来更有可能从事的机械性工作中，服从十分重要（但也限制了其阶层向上流动的可能性）。

那些有能力参加能极大提升其修养的休闲活动的中上阶层的孩子们，都具备一定的地理、文化和经济条件。志向阶级父母们（甚至是那些工作过度的父母们）利用其宝贵的空闲时间来培养孩子们的知识结构：他们让孩子参加课外科学课、美国青少年足球组织的足球队、艺术课和SAT预备班，他们还围绕各种孩子希望了解的话题与其展开广泛讨论。这种育儿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同伴效应，这一社会阶层的父母既相互分享信息和建议，也在公园游乐场、育儿社群、学校活动等各方面展开竞争，而低收入父母既没有获得相关信息的渠道，也没有时间或资本参与其中。正如拉鲁所言：“孩子们在一个高度分层的广阔社会体系中成长。”

志向阶级的生产性休闲

21世纪志向阶级的炫耀性休闲自相矛盾之处在于，无论是育儿还是健身，他们的休闲活动实际上都产能巨大。之所以会自相矛盾是因为今天的“有闲阶级”并非真的有闲。炫耀性休闲仍然存在，但是已在两个方面发生重要改变。首先，今天的志向阶级大多通过勤奋工作获得现有身份地位，他们的休闲时间甚至都被赋予一定生产力和价值。其次，凡勃伦时代的主要炫耀性休闲活动——上大学、参加体育运动——现在已成为提升阶级地位的基本要求。

除了那些极为罕见的依靠家族信托基金生活的孩子和寡头们的孩子，大多数人都要自食其力，而那些挣钱最多的人往往也是工作最努力的人。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就曾指出，这些劳动力市场的精英们实际上正在经历“休闲不平等”（当然是自食其果）。从绝对价值角度看，受教育程度最高和最富有的人的空闲时间比没那么富有的人少。他们习惯于在工作中创造过剩生产力，并且把这种生产力融入休闲时间，包括对育儿强烈积极的关注。对孩子的这种奉献自然是出于爱，但同样也是源于一种做父母的信念，那就是相信这些努力有利于后代的幸福和未来的成功。后一种观念不仅促使育儿成为通过炫耀性休闲来展示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也使其成为复制阶级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途径。额外花时间给孩子阅读，陪孩子在地板上玩，投入时间、耐心和金钱让其参加体育活动和考前辅导班，现在参与这些活动要花很多时间，但同时也能为孩子创造一个美好、成功的未来。

无论是照顾孩子还是接送孩子去上曲棍球课，都会持续给工作和生活带来压力，让人无时无刻不保持生产力，这种情况不仅限于育儿。经济学家斯塔凡·林德（Staffan

Linder）用“被掠夺的有闲阶级”来解释这种多劳多花的循环现象，并将这种循环称为“富有的悖论”。[50]依照当前资本经济运作方式，一个人想要积累资本，就必须牺牲时间，而时间当然无法储存使用。因此，越是想要赚钱买更多东西，就越没有时间享受简单的生活乐趣。针对这些社会经济情况的认识来自一对现代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的长期观察。许多志向阶级成员都是通过努力工作获得成功，通俗地说，这种“新教徒职业精神”影响到其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严于律己和只有工作没有娱乐的思想自然可以溯源至清教主义，但真正的起源在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让全新的工人阶级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资本和社会流动性，不再只局限于通过贵族出身和血统获得这些东西。生产力受到高度重视，并且通过经济上的成功获得回报，进而取得相应的社会身份地位。除非你是比尔·盖茨（至少也是从哈佛退学），不然没有大学文凭就很难提升社会地位，更不用说真正变得富有。在凡勃伦看来，大学是名副其实的炫耀性休闲机构，而读大学是资本主义社会任何成员的必要条件。在学生们一心追求商学、金融学和经济学学位的时代，那些非常“无聊的”课程——古典文学、人文学科和诗学——就日渐式微。[51]前一种课程选择更是与凡勃伦的休闲概念背道而驰——学习不再只是与良好的教养或学识渊博相关，而是要通过学习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参加体育活动和学习小提琴——又是凡勃伦时代的炫耀性休闲活动——现在已成为令一个人看起来符合大学录取要求的积极有效的方法。这些活动已成为考取大学的手段。不论是踢足球或跑步，还是学习三种乐器或四种语言，都只是为进入常春藤盟校提供了一次竞争机会。体育已成为获得奖学金的途径，参加体育活动体现了申请人的差异性和全面发展。在英国，学生们从高中毕业到正式上大学之前拥有1年被称为“间隔年”（gap

year）的非强制性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出国旅行，从事令人向往的实习工作或去发展中国家工作。所有这些活动都值得称道，但同时这也是为上大学做准备，让自己对招生委员会更有吸引力。

这些转变促使21世纪的精英们通过新的炫耀性休闲方式来展示社会地位。今天，炫耀性休闲早已不再是最初那种闲适又无生产力的行为，它使得志向阶级可以对自己的行为（及其他方面）做出道德判断。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就能看到他们已找到新的物质方法展示其身份地位。

露露乐檬（Lululemon）瑜伽裤和生产性炫耀性休闲

20世纪50年代，居住在伦敦的前芭蕾舞演员洛特·伯克（Lotte

Berk）正为账单发愁。在一位整骨医生的帮助下（正帮助她治疗跳芭蕾带来的伤痛），她发明了一种在锻炼方法和结果上都与普拉提和瑜伽类似的健身法，而且其最终锻炼效果甚至比后两者更佳。伯克健身法的重点在于核心稳定性训练和细致入微的塑身动作，训练难度超乎寻常，她还给一些健身动作取了诸如“妓女”“法国厕所”这样形象幽默的代称，这或许是因为在训练过程中要反复活动骨盆。后来，这位被形容为“有惊无险地逃脱纳粹魔掌的生气勃勃的德国犹太人”创办了“曼彻斯特街工作室”，地点就在她的朋友维达·沙宣§（Vidal

Sassoon）位于伦敦西区的美发店的地下室。房间里铺着地毯，通风良好，只是光线有点昏暗。[52]在魅力四射的“摇摆伦敦”时代，这两位好朋友的店各自吸引了一批忠实顾客。沙宣为女士们设计发型，伯克则为包括琼·柯林斯¶（Jo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