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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挤进我的车子里来，一个拿照相机，一个拿录音机。我不讲话，沉着脸。

就在那条古董街上，我走来走去看东西，身后就甩不掉这两个为了工作的她们。

捉迷藏一样很不好玩，看老东西不能分神，一分神，眼光就错过了。眼看甩不掉这两个女孩，我干脆就在一家店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刚点上一根烟，她们马上来拍照。

我把烟往背后一藏，脸偏了过去，就在转脸的那一恍惚里，突然看见坐着的这家小店的店角架子下，放着一只漆黑漆黑被柴火熏饱了的大茶壶。眼光利，只看到把手就知道是一只好铜茶壶，只是蒙了灰。

我站起来往店里去找主人，用广东话问他那把茶壶卖不卖。他听不懂我说什么，我改口说华语，他也不懂，我就拉了他的袖子把他拉出店来。

我猜，逛古董店的人，一般是不会看上这种东西的，它，太平凡了，而我，不就正好配它吗？

讲起价格，老板沉吟了一下，我猜这个壶是没有人要的，他心里看人讨价。他看看我，那么一副牛仔裤的装扮，也许起了一些慈心，他说：“四十块。”

四十块港纸在当时才合两百多块台币，我不买它还去买什么古玉吗？以我的身分，买这种价格的东西叫做“正好”。那两个记者突然被我接纳了，我提着一把乌黑的大壶，就对着相机一直微笑。

“如果不是你们追，我不会坐下来，如果不是你们拍我抽烟，我不会转过脸去，如果不转身，这个茶壶就给它错过了。多谢你们，真的，好多谢呀——我们现在就坐在石阶上开始录音好不好？”我一口气的说，全是广东腔的华语。

那天黄昏，我回到了台湾，自己坐上中兴号由桃园往台北开，想到海关先生吃了一惊的口吻——“这是什么东西？好脏呀——”我禁不住笑了起来。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买一瓶擦铜油。

西雅图的冬天

前年冬天，我在西雅图念书。开始胆子小，只敢修了一些英文课，后来胆子大了，跑去选了“艺术欣赏”。在选这门课之前，我向注册部门打听又打听，讲好是不拿画笔的，只用眼睛去看画，然后，提出报告，就算数。这才放胆去上课了。那堂课，大概是二十个学生，除了一群美国人之外，我是唯一的中国人。另外两个犹太人，一个叫阿雅拉，一个叫瑞恰，是以色列来的。阿雅拉和瑞恰原是我英文班上的同学，因为三个人合得来，就又选了同样的课。在“艺术欣赏”这门课上，一般美国同学的态度近乎冷淡。那个女老师，只看她那纯美国式的衣着风格，就知道她不是一个有着世界观的人，看书也相当狭窄。我猜，在美国著名以前也上过西班牙的“艺术课”，那个马德里大学的教授比起这一位美国老师来，在气势上就不知要好多少。主要是，那个美国老师，把教书当成一种职业，对于艺术的爱之如狂，在她生命中一点也没看见。我就不喜欢她了。我知道，老师也不喜欢我。第一次上课时，我报出一大串伟大画家的名字，而且说出在某时某地看过哪一些名画的真迹。那个气量不大的女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我当时就知小小的西雅图，有人容不下我。同学们，怎么交朋友，都谈不上来。人家讲话，他们只是回答：“是吗？是吗？”不肯接口的。冷得很有教养。那个犹太同学阿雅拉本身是个画家，因为先生被派到波音公司去做事一年，她好高兴的跟来了。也只有她和瑞恰，加上我，三个人，下课了就叽叽喳喳的争论。阿雅拉不喜欢具象画，我所喜欢的超现实画派，正好是她最讨厌的。我们经常争辩的原因是，彼此说出哪一幅名画或哪一个画家，两个人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背景来。可以争，只因后来我要离开美国了，阿雅拉很难过很难过。她拿起久不动的相机和画笔，特别跑到西雅图城里去拍照，以照片和油彩，绘作了一幅半抽象半具象的街景送给我，算是一种“贴画这幅《西雅图之冬》我非常喜爱，其中当然也加进了友情的色彩。目前正在等着配个好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阿雅拉在西雅图已经开过了一次个展，报纸给她好评，也卖掉了一些画。没多久以前，阿雅拉回到以色列去，我回到台湾。

华陶窑

当我小睡醒来的时候，发觉这辆小货车正行走在河床的乱石堆里。我坐起来看窗外，只见干干的河床前，绕着一条泥巴路。”

同去的朋友见我在后座撑起来，就说：“对不起，路这么颠，把你颠醒了。”

我问说：“我们在哪里？”他说在苗栗。

那一路，是由嘉义上来的，当天回台北。

我问这位朋友：“你的车子如果发不动了怎么办？”那时天色近晚，微雨，微寒，而我们的车，正在涉过一片水塘又一片水塘。

“那个窑场，真的值得去看吗？”说时我已累了。朋友很有把握的说：“去了就晓得。”

我们终于爬出了低地河床，进入一片如诗如画的乡间里去，那雨水，把一切给蒙上了轻纱。我完全醒了，贪心鬼似的把这景色给看到心里去，并不必举照相机。

这儿是苗栗的乡间，只不过距离台北那么一点点路，就连大地和空气，都是不同。

沿途中，朋友下车，去搬一只向农家买下的风鼓——用来打稻米的老农具。车子怎么样也挤不下。我们淋着雨，一试再试，都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我的累，又发散了出来，对于那个要去的窑，也失去了盼望。

等到车子往山坡上开去，远远的乡间被我们丢在背后，一条平滑的柏油路转着山腰把我们往上升，那时，一片片朴素的灰瓦房这才落入眼前。大门处，写着一个好大的牌子。入山的时候，一边的路肩，交给了花坛和红砖，一路上去，只见那人工的朴质，一种可喜的野趣，又带着一丝人文背景，自成一个山庄。窑，就到了。

窑，造在山坡上，厂户宽敞极了，四周全是架子。两面大木窗，将乡间景色，居高临下的给占了下来，那些人，生活在画里——做陶。

高高的厂房里，那份清静，好似不在人间。一个老师傅坐着，正用泥巴做好大的花瓶，一个女孩子，在另一边站着，她做小件的，在一个大台面上。

见到我们的去，年轻女孩把泥巴一推，含笑迎上来。她，画里的女子，长长头发，朴素的一条恤杉，一条长裤，脂粉不施，眉目间，清纯得有如一片春天里寂静的风景。

那个雨中的黄昏，就是闲静两字可得。

我们看了一下四周，好似苗栗一带的民俗品都被这一家人收了来。大大的花坛，成排的石臼，看似漫不经心的散放在空地上，细心人轻轻观察，也可知道主人的那份典雅之心。大窗下，可以坐人，那个叫做美华的女子，安详的提来一壶水，开始泡老人茶。

是什么样的人，躲在这儿做神仙呢？

美华说，这个地方是她姐姐和姐夫的，说着说着，我们又去看了山区里的三合院。一个陈列室，全是木箱、木板地、木桌，这些东西的上面，放着一组一组的陶。

当美华关上陈列室时，看见了红红的两副对联：“也堪斩马谈方略，还是作陶看野花。”

我呆望着雨中的屋子和这两句话，心里升出一丝感伤；那种，对自己的无力感。那种，放不下一切的红尘之恋。那种，觉得自己不清爽的俗气，全部涌上心头。

美华打开左厢的门给我看，里面是一间空房，她说：“你可以来，住在这里写作。”

我想反问美华：人，一旦住到这种仙境里来时，难道还把写作也带上来吗？

那时，微雨打着池塘，池塘里，是莲花。

没敢停留太久，只想快快离去，生怕多留下去，那份常常存在的退隐之心又起。而我的父母，唯一舍不下的人，拿他们怎么办？

这种地方，如果躲在千里之外，也算了，如果确实知道，就在苗栗，有这么几个人，住在一个他们自造的仙境里——而我却不能，这份怅，才叫一种真怅。

窑，静得可以听见风过林梢，静得一片茶叶都不浮起，静得人和泥巴结合成一体，静得不想说任何话。

美华戴上手套，拿了一个槌子，说要开窑给我们看，那是个烧木柴的窑，不是电窑。我说不必了，生怕火候不够，早开了不好。美华一面打去封口处的砖，一面说：“烧了七天七夜了，正是打开的时候。”

看见她站得高高的，熟练的一槌一槌把红砖打散。看着、看着，我第一次对自己说：“我羡慕她，我羡慕她，但愿这一刻，就变成她。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了。”一生承担自己的命运，绝不随便羡慕任何人，也不想做任何人，只有这一次，梦，落在一个做陶的女子身上去。那份对于泥土的爱啊，将人亲得那么干干净净。

天色暗了，我的归程向北。

美华问我要什么，没有挑那些烧过的陶，走到架上，捧下一个待烧的白坛子——就要这份纯白了。

“那你当心捧住哦！这不过还是泥巴，没烧过，一碰就破了。”美华说。

我将这一个线条雅美极了的泥巴坛子用双手轻轻捧住，放在膝盖上。

回程时，出了小车祸。当！后面的车撞上来的时候，我整个身子往后仰去，而手的恣势不变——抱着我的泥巴。

照片上这一个看上去好似素烧的坛子，是在那片桃源仙境里得来的。

那座窑，叫做“华陶窑”。

什么时候，才能够丢开一切的一切，去做一个做陶看野花的人呢？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大概才算快乐和自由的开始吧。我不知道。

林妹妹的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