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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人生

当我第四次回到西纽顿时，这份目录就在我的包里。那是八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二，洛根机场的中央空调出了故障，人们打着扇子。忿忿地从额头上擦去汗水，我看见的每一张脸都像吃人一般的可怕。

大学的最后一年刚刚开始时，我已经修完了好几门社会学课程，离拿学位只差几个学分了。莫里建议我写一篇优等生毕业论文①。

①论文通过后可获得荣誉学位。

我？我问道。写什么？

"你对什么感兴趣？"

我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决定写体育。我开始了为期一年的论文课程，写美国的橄榄球如何成为了一种仪式、成了大众宗教和麻醉剂。我没想到这是对我今后事业的一次实习和锻炼。我当时只知道它为我提供了与莫里一星期见一次面的机会。

在他的帮助下，我到了春天便写出了一份长这一百十二页的论文，论文有资料，有注释，有引证，还用黑皮子作封面，装订得十分漂亮。我带着一个少年棒球手跑出他第一个本垒打后的那份自豪和得意，把它交到了莫里的手里。

"祝贺你，"莫里说。

他在翻看我的论文时我好不得意。我打量着他的办公室：书橱、硬木地板、地毯、沙发。我心里在想，这屋里凡是能坐的地方我都坐过了。

"米奇，"莫里扶正了一下眼镜，若有所思地说。"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也许我们该叫你回来读研究生。"

好啊，我说。

我暗暗在发笑，但这个建议一时倒也挺有诱惑力的。我既怕离开学校，又急着想离开它。反向力。我望着在看论文的莫里，心里忖度着外面的大千世界。

视听教学，第二部分

"夜线"节目对莫里又作了一次跟踪报道——部分的原因是第一次节目的收视率非常的高。这次，当摄影师和制片人走进莫里的家时，他们早有了宾至如归的感觉。科佩尔更是显得热情友好。不再需要有试探的过程，不再需要有采访前的"采访"。为了创造一点气氛，科佩尔和莫里聊了一会儿各自的童年生活。科佩尔谈到了他在英国的成长经历。莫里则叙述了他在布朗克斯区①的童年生活。莫里穿了一件蓝色的长袖衬衫——他几乎一直感到冷，即使外面的气温高达华氏九十度——科佩尔也脱去了外衣，穿着衬衫和领带进行采访。看来莫里正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科佩尔。

①纽约市的一个行政区。

"你气色不错，"带子开始转动时科佩尔说。

"每个人都这么对我说，"莫里回答道。

"你说话的声音也不错。"

"每个人也都这么对我说。"

"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走下坡路呢？"

莫里叹了口气。"别人是不会知道的，特德，可我知道。"

随着采访的继续，种种迹象便开始显露出来。他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毫无困难地用手势来阐明一个观点；某些词语的发音也成了问题——l音似乎老卡在喉咙里。再过几个月，他也许再也不能说话了。

"你可以看到我的情绪变化，"莫里对科佩尔说。"当有朋友和客人在身边时，我的情绪就很高。爱的感情维持着我的生命。

"但我也有感到沮丧的时刻。我不想欺骗你们。我看见某些东西正在离我而去，便有一种恐惧感。我失去双手后将怎么办，我不能说话后又将怎么办，还有吞咽食物，对此我倒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可以用管子喂我。可我的声音？我的手？它们是我不可或缺的部分。我用声音说话，用手打手势。这是我与别人沟通的途径。"

"当你无法再说话时，你将怎样与人沟通？"科佩尔问。

莫里耸了耸肩。"也许我只好让他们提用是或不是来回答的问题了？"

回答得如此简单，科佩尔不禁笑了。他向莫里提出了有关无声的问题。他提到了莫里的好友毛里·斯但因，他是第一个把莫里的格言寄到《波士顿环球》杂志的。他们从六十年代早期就一直在布兰代斯大学共事。现在斯但因快要失聪了。科佩尔想象有一天让他们俩在一起，一个不能说话，一个没有听觉，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我们会握住彼此的手，"莫里说。"我们之间会传递许多爱的感情，特德，我们有三十五年的友谊。你不需要语言或听觉去感受这种关系的。"

采访快要结束时，莫里给科佩尔念了一封他收到的信。自从"夜线"节目播出后，莫里每天都收到大量的来信。其中有一封是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教师寄来的，她在教一个只有九个学生的特殊班级，每个学生都经历了失去父亲或母亲的痛苦。

"这是我给她的回信，"莫里的手哆嗦着把眼镜架到鼻梁和耳朵上。"亲爱的芭芭拉……你的来信使我深受感动。我觉得你为那些失去了父亲或母亲的孩子所做的工作十分重要。我早年也失去了双亲中的一个……"

突然，就在转动着的摄像机前，莫里在挪动眼镜。他止住了话语，咬着嘴唇，开始哽咽起来。泪水顺着鼻子流淌下来。"我还是个孩子时就失去了母亲……它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真希望能像现在这样，对着你们倾诉出我的悲痛，我一定会加入到你们中间来，因为……"

他泣不成声了。

"……因为我那时是那样的孤独……"

"莫里。"科佩尔问，"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了，这种痛楚还在继续？"

"是的，"莫里低声说。

教授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自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于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克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