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第151-200行） (4/64)

“上午有成交吗？”

“有啊，刚才东北老三那边182就卖了一整条呢！”

“不错，不错，有空多过来转转吧！”

“好嘞！回见！”

金老五一听就明白了，猪卡现在是182元一张成交，该多少钱进多少钱出，他心里就有了底。如果再有人从北边挤过来，老金也会顺口问一句。总之，信息是越多越好，越准确越好，对交易肯定有利。信息在邮市，无论何时，那就等同于钱。

邮市正值行情高涨的大好时候，一天能出几个价，同一个市场的价格也能差出很多，因为邮市不像股市，不是集合竞价，价格也不写在大屏幕上，每一个邮商或投资者的进货渠道都不一样，邮市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成交价格也都只有买卖双方知道，何况有时候买卖双方还刻意隐瞒呢？邮市的价格全凭供求关系，信息的流动是稍微有点迟缓的。邮市东头的猪卡182，邮市西头的猪卡185，邮市南头的猪卡188，邮市北头的猪卡190，那是常有的事情。

谭小雷卖了猴票之后就一直在邮市上挤，挤着挤着就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但是也没有白挤，因为他有一双好耳朵，也有一双鹰的眼睛。他是一个有心人，不像一般人瞎挤，挤完了除了一身臭汗，什么也没有得到。像谭小雷这样挤一挤，就挤出了好几十万上百万的收入来，那估计是前无古人了。在这拥挤得差一点就挤掉鞋子的一路上，他听到最多的词儿就是“田村卡”，再细听之下，就是“梅兰芳”和“猪”卡。所有一路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就是一点都不懂的人，也能听出点门道来了，那就是从元旦到现在不足半个月的工夫，“梅兰芳”和“猪”卡都涨了快一倍了，而且还在继续上涨。

等到谭小雷整明白了，也刚好挤到金老五的摊位前，这不能不说是命。谭小雷的命太好，第一天进邮市，就跨上了一匹快马。老金卖田村卡有一个特点，就是价格高，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品相好。市场上的人都知道，老金进货特别挑剔，遇到品相不好就不要，品相好了宁愿出高价。而谭小雷也有一个特点，就是只要品相好，价格高点也乐意。这两人今天就注定要对上眼了。

谭小雷下定决心赌一把，他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这样豪赌，几乎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压上了，他也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反正口袋里只剩下吃饭的钱了，还只能吃煎饼果子。

谭小雷先付了44000元，就是上午卖猴票的钱，跟老金说好，买100套“梅兰芳”和200张“猪”卡，“梅兰芳”500元一套，“猪”卡190元一张，总价88000元。谭小雷谈好价，付完定金，转身就挤出邮市，直奔招待所，从床底下掏出从兰州带来的几万元，这是他在兰州摆地摊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起来的，那绝对是他的全部身家呀！

下午四点半，谭小雷怀揣着这300张田村卡走在月坛北街的人行道上，天突然不冷了，云也似乎散去了不少，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间撕开一条口子，挤了进来，也毫不吝啬地给谭小雷的心灵镶上了一道金边，因而，此时的谭小雷心中充满着希望。

路边一个瘸腿的老头趴在冰冷的地上，面前摆着一个破旧不堪、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塑料饭盒，上面的字谭小雷认得，是“为人民服务”，里面有点零钱。谭小雷从屁股兜里掏出一枚壹圆“牡丹花”硬币，丢进饭盒，心想，京城的乞丐怎么比兰州还多呢！谭小雷从小心肠就软，见不得乞丐，总想着积德行善，终有好报的。

风大了，猪都能飞上天，这一次，谭小雷是站在大风口上放风筝，凭风借力，挣钱是必须的。两个月之后，“梅兰芳”涨到了12000元，“猪”这一次也是真的飞上了天空，2500元一张还有人在争抢。谭小雷果断全部出清，88000元仅仅两个月就变成了170万，从此就开始用大箱子装钱了，每天晚上在月坛招待所里，真正是数钱数到手抽筋。

每一个人，在这一辈子当中，都需要出现这样的一幕，哪怕只有一次。没有这一幕，人生注定不够精彩！

打不散的游击队

北京有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还有日坛和月坛，总之都是皇帝待在紫禁城里闷了，出来放放风的地方。月坛在京城的正西，建国后被辟为人民公园，供周边的老百姓打打拳、散散步、溜溜弯，在北京的名胜古迹堆里根本排不上号，与邮票结缘，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才有的事情。正是如此，月坛公园也在全国迅速出了名。

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就像一场风暴席卷全国，国家政策是鼓励一部分先富起来，实际上就让穷人们各自突围，不分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第一轮吃螃蟹的，那真是勇士，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吃商品粮，那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每月就几十斤口粮，无论学习还是工作，调到哪里，你必须要先将粮食关系转走，否则一定饿死。这就是计划经济！

谁敢离开工厂和机关，谁又敢背井离乡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闯，没了每个月固定的计划粮，那个时候还没有商品粮，要在社会的最低层，在经济板块交错的缝隙里讨生活，那都不是“勇气”一个词就能全部诠释清楚的。在计划经济的岁月里，只有所有的退路被界定为死路时，人才会选择前行，否则，都会呆在原地不动。

1978年是一座分水岭，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改写，所以什么事情都爱从这一年开始说起。就在这一年年末，中国邮票总公司在北京悄悄地恢复营业了，地址就在东华门，靠近王府井大街。

中国以前的集邮爱好者其实多如繁星，解放后到“文革”前，全国最少也有几百万人喜欢收集邮票，跟苏联关系好的时候，中国人都喜欢收集苏联邮票，还有东欧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邮票，什么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等等。新中国的邮票也在不断地增加品种和花色，设计水平和印刷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这个期间发行了不少精品邮票，如“梅兰芳”“黄山”“蝴蝶”“金鱼”“菊花”和“牡丹”，深受集邮者的青睐。到了“文革”期间，集邮公司关门歇业，集邮成了“封资修”，邮票成了“资本主义的毒草”，谁还敢集邮呀，不少人出于害怕，把多年辛苦收集的邮票偷偷付之一炬。

天津有一位集邮家叫林崧，是当地著名的外科医生，收入水平比普通人高，平生最喜集邮，“文革”期间同样受到冲击，“红卫兵”冲进他家，把多少邮票都抢走了，几十张珍贵的“梅兰芳”小型张都被“红卫兵”当作“毒草”扔进了臭水沟，林崧更是心痛不已。“文革”期间，集邮活动因此蛰伏。

中国邮票总公司甫一开业，集邮者的热情就像井喷一样爆发，每逢新邮发行的当天，集邮公司的营业柜台前就挤满了人，他们都在抢购新邮。柜台里面除了摆放一些新近发行的邮票之外，还会同时摆放些“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就已经发行的邮票，这些邮票同样会勾起集邮者的购买欲望。大概是集邮热情被压抑得太久的缘故，他们即使走出集邮公司的大门，也久久不愿意离去。他们会聚集在集邮公司门口，三五成群，交头接耳，彼此交换着有关邮票的一切信息。他们中间有集邮家，有普通工人，也有机关干部和学生，还有一些无业游民，他们来自不同的工作岗位，也来自京城的各个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集邮爱好者。

这些人聚集在邮票公司门口无非有两个目的，一是交流信息，增进邮识，二是交换邮票，丰富收藏。他们中间有些是认识已久的集邮同好，也有些是新认识的朋友，但是每个人的集邮水平肯定是参差不齐的，每个人的收入水平更是千差万别。有些人为了丰富收藏急于购进一些邮票，而另一些人因为机遇巧合，手中会有一些富余的邮票。

在改革开放最初的几年里，人们是羞于谈钱的，用邮票交换邮票还说得过去，如果一手邮票一手钱那就会被别人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上“投机倒把”的标签。但是用邮票交换邮票的局限性很大，越来越难以满足集邮者急于提高集邮水平的愿望，所以后来就从这些集邮爱好者当中游离出来一部分人，他们专门囤积一部分集邮者特别需要的邮票，他们也善于琢磨集邮者的心理，他们低价来高价走，赚取差价，当时在集邮圈里他们的名声并不特别好，集邮者从心里是痛恨他们的，认为他们是在搞剥削，但是集邮者又从来离不开他们。社会上也给他们一个蔑称，那就是“邮票贩子”。如果非要用一个时髦一点的词来描述集邮者和邮票贩子之间这种微妙关系的话，那就是：不离不弃。

到了1979年，北京市邮票公司在南河沿宣布开业，营业部门口也同样挤满了人，尤其到了星期天，更是人山人海，摩肩接踵，仿佛农贸市场一般。不少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抱着个集邮册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寻找交易的机会，而是干脆铺上报纸，摆个地摊，干起了守株待兔的行当，几本集邮册一打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会映入眼帘，由不得集邮者不垂涎三尺立马掏钱。

当年，要购买邮票公司发行的新邮必须凭证购买，而这个证就是个小本本，上面印有“新邮预订证”的字样，只有集邮协会的会员才有资格申请到这样一个小本本，而每个人的购买限额通常是一套邮票和一枚小型张。只有通过特殊渠道，才能够批量购买邮票。而且普通集邮者有时在营业窗口根本买不到紧俏的新邮，邮票贩子手里却是应有尽有，货源充足，价格当然是随行就市，令集邮者抓狂，但是集邮者也不得不花高价补缺。

这总公司和分公司门口的人群是越聚越多，每天都是乌央乌央的一大帮，京城的邮票市场因此有了雏形。而这样的路边集市肯定会有点乱，时不时会出现坑蒙拐骗，打架斗殴，甚至偶尔还会出现一两起刑事案件。因此从它出现的第一天起，也注定不得安宁。

工商、城管、公安、文化、市容这些城市的执法部门时不时地会来清剿一下，把这个集市打乱轰走，但是过不了多久他们便又聚集在一起，形成新的集市，这样很令执法部门头疼，这些邮票贩子也被社会上戏称为“打不散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员们在京城的各个角落出没，先后换了好几个聚集的场所，先是东华门再是南河沿，后来又被赶到三里河，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他们心里恐怕也渴望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经营场地吧。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体制的坚冰慢慢被打破，执法部门对这些投机倒把的行为也渐渐地改变了态度，与其单纯地围追堵截还不如疏导他们就地生根，统一管理。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集邮界一些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找到了北京市西城区集邮协会出面，在月坛公园的东南角租下一块面积大约3000平米的空地，作为集邮爱好者平时交换邮票的场所。1988年5月22日，月坛邮市正式开业。这一天是个星期天，最初月坛邮市一周只开放一天，平时还得另找地儿打游击，但是随着集邮活动越来越踊跃，参与交易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到第二年就变成每天开放的邮票市场了。

像阿彪、金老五这样的邮商，从月坛邮市开业的第一天就来了，来了就不走了，就地生根。当时的邮票贩子分两种人，一种是真正的、职业的、义无反顾的，说白了，就是下了海就上不了岸的，宁愿淹死也不回头的，一条路要走到黑的；另一种是在工厂或机关有一份正式工作的，倒腾邮票那也就算是第二职业，当时人们的思想可不像现在这么开放，国营企事业单位的铁饭碗，那是万万不能丢的。归根结底，邮票贩子的成分还是无业者居多，要是社会精英，谁会来这里日晒雨淋地扛着呀。可就是这帮人先富了，有房有车了，叫人眼热，这是后话了。

阿彪，属于第一类，京城无业游民，打小不爱读书，他究竟中间留了几级，也没有人注意到。因为父亲走得早，他跟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在鼓楼给城楼子看大门，检票的，没有时间管他。他整天背着一只脏得看不清底色的书包，包里有几本集邮册，在邮票公司门口晃悠，据说初中毕业证是他拿着一张猴票找校长换的，高中没有毕业就投身到了倒买倒卖邮票的事业当中，大约是1981年前后，起初是因为没有本钱，小打小闹，渐渐成了一点气候，在邮票公司门口名气排行第一。

他口齿伶俐，形象乖巧，邮票公司门口有一些老集邮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娃娃。那个时候，这些老集邮家还都是一个有组织的人，这个组织叫“北京鼓楼邮票研究会”，这个组织的活动地点恰好就设在鼓楼，每月搞一次活动，阿彪的母亲就在那里看大门。阿彪常去，跟这些老先生混得极熟。

20世纪80年代初，JT邮票最走俏，大家都在盯着新JT邮票，对清代邮票、民国邮票和解放区邮票都不太有兴趣，阿彪一上手就是高精尖。这小子对数理化不感兴趣，但是对邮票却是天生的领悟，敏而好学，拜了京城一位著名区票集邮家为师，天天钻研解放区邮票，兼修清代和民国的邮票，没出两年，就已经在京城集邮界闯出了名堂。什么大龙、小龙、红印花，什么光复、共和、宫门倒，都难不住他。

干邮票这一行，光有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运气，当然，运气来了，没有眼力，也是白搭。风里来，雨里去，转眼间，阿彪在邮票公司门口熬过了数年。

一日，阿彪照例在邮票公司门口摆个地摊。那一天的天气十分酷热难当，大毒日头烤在柏油马路上，地面都是软软的，踩上去就是一个脚印坑儿，知了在路边的大槐树上拼了命地嘶叫，绝大多数邮票贩子都跑回家了，只余下三四个邮票贩子在烈日下苦熬。热浪裹挟着沙尘，四周干干的，感觉空气都在轰轰作响。

阿彪正打着瞌睡，眼前的光线被什么东西挡住了，他抬头，一位慈祥的老者蹲下身，手里有一本小小的集邮册，还是自制的那一种，老者问，收不收邮票。阿彪没精打采地接过册子，展开一瞧，基本上都是一些不值钱的民国邮票，还有几套信销的大龙邮票和小龙邮票，整本最多值3000元。

等他翻到最后一页时，浑身像是遭遇电击一般，阿彪不禁倒抽一口凉气，集邮册差点掉在地上。映入阿彪眼帘的是一枚“宫门倒”，它的周边插满了一些廉价的“帆船”“烈士”“孙像”“蟠龙”等。这么珍罕的一张邮票，居然躺在这么一本毫不起眼的集邮册里，阿彪想仔细再看看，又担心引起老者的注意，所以只好假装对它不屑一顾，这本集邮册被他翻来覆去很多次，其实都是为了跟这枚“宫门倒”相遇，他快速掂量了一下，就开了口：

“大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呀，就这几套大龙和小龙还值点钱！”

“小伙子，那你能给多少？家里老伴病了，急等着钱用呀！”老头子的语气很迫切。

“品相还不怎么好，我看就3000！”

“3000呀！”老头子的眼光或许因为失望而变得暗淡下来。

安定门的小郭子在一旁起哄架秧子，估计他想加一磅，捎带捞点油水，毕竟，这几日都没有进账了。

“大价了，绝对是大价！大爷，这些邮票都不成套，能给你3000就真心不错了！”

“要不，您去别处再转转？”

阿彪嘴里这样说，手还是紧紧攥着这本珍贵的集邮册死不撒手。

“小伙子，你给个整数吧！不然我就拿走！不卖了！”

阿彪见老头放了狠话，不禁心虚，连忙说：

“大爷，您看我是天天在门口顶着大日头晒着，也不容易了，挣的都是辛苦钱呀！要不这么着，咱们各让一步，8000吧！”

“阿彪，8000太多了吧！别干赔了！”小郭子在一旁不停地帮腔。

“8000就8000吧！”老头子言语中有些无奈。末了，阿彪有些于心不忍，临走时多给他100元。等老头子走远了，他转身也给了帮腔的小郭子200元，然后抱着小册子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