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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这种“拎不清”，出自“没有什么止境的自负”。这想法，同时代的中国人也有，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吾国有识之士胸臆中的那个“天下”，根本就

不存在什么“外国”以及外国的“人”，遑论谁是谁不是了。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民族主义，并且再一次有过之而无不及——与莱茵河上那位英国女士颠鸯倒凤，即不但视外国人为外国人，而且把自己也技术性地假定为外国人，或曰中国以“外”的中国人。

这事最好从爱国歌曲说起。我发现，在绝大部份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中，叙事及抒情主体都被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自从李谷一在中国最大的“文化想象共同体”——春节文艺晚会上用气声演唱了至今仍在荡气回肠的《乡恋》以来，“乡愁”的神话气息就越来越浓——那一次，抒情主体被假定在即将“出国”的古人王昭君身上。到了1984年春节晚会，香港人张明敏把“乡愁”推向了高潮。两年后，美籍华人费翔高歌一曲《故乡的云》，令无数华籍美人如痴如醉，那是后话。事实上，首本爱国名曲《我爱你中国》，也是电影《

海外赤子》的主题歌。

每一次走在北京的胡同里，耳边都会响起《教我如何不想他》——最近才知道，这也是一首爱国歌曲，歌词是刘半农在去法国的轮船上写的，曲子是旅居美国的赵元任谱的。共同的“离乡背井”背景赋予这些歌曲以强大的艺术表现力。距离产生美。去国之人思念祖国，的确比在国之人更具美感和张力。《我的祖国》之所以传唱至今，主要是因为异乡的上甘岭。当“距离美学”的移情作用愈演愈烈，“非典型体验”逐渐内化为典型体验，

爱国主义就开始带上某种异国情调了。这么说吧，至少在1984年，一个香港人和一群内地人同声高唱“洋装虽然穿在身”、“祖国已多年未亲近”以及“就算生在他乡”等等，听起来的差异并不只限于普通话的发音，至少在地理知识上不够诚实。再说，“洋装”在当时远不如今天那么普及，步鑫生的西装推向全国，还是一年以后的事(“洋装”的全面流行与此歌之间倒是可能有一点关联)。那年春天，我毕业实习在贵州，满街都澎湃着这种声音，猛抬头，但见一重又一重山，感觉也一重又一重地诡谲起来。

再说唱红全球华人世界的《龙的传人》。七十年代末的时代背景先不去说它，虽然叙事主体当时的确置身于母体文化之外，但是这并不表示它的叙事角度就不存在某种值得分析的特殊精神现像。对于当时身在台湾校园里的侯德健和李建复们来说，黄河长江虽只能“梦游”，然而“东方”非但不像他们唱得那么遥远，甚至就在他们脚下。至于“遥远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不仅地理概念混乱，那种把自己第三者化为“他们”的冲动，更是十足的童稚化行为。我们知道，幼儿主叙时，总是习惯于将自己“非第一人称”化。

如果你骂我“抠字眼”，我也无话可说，但相信比任何人都爱唱这些歌曲的“后殖民”理论家们绝不会赞同。彼等深信，“东方”之所以“遥远”，都是oriental这个坏词惹的祸。oriental与单纯在方位表示“东方”的east或eastern不同，其乃基于欧洲中心主义文化立场而把亚洲、新大陆以及非洲视为野蛮和未开化世界的一种“他者化”用语，乃妖魔化的“泛东方想象”。简言之，上海东方电视台和东方航空公司所乐意使用的oriental，与张国荣纵身跃下的文华东方酒店之oriental，原本是有本质差异的。同理，一个住在海外的中国人比一个住在中国的中国人更有理由使用“祖国”一词，对后者来说，还是称“国家”比较恰如其份。第一次读到一本由中国人用中国字办给中国人看并且在中国编辑印刷出版的杂志竟然叫做《母语》，那种惆怅，那种窘迫，实在不足与外人道。

当东方人的东方主义(oriental

orientalism)成为习俗，我们便陶醉在这种美学意境当中难以自拔。当我们为异国他乡的生灵涂碳而如丧考妣，当那个伊拉克男孩天天准时在央视的屏幕上哭泣，就在距北京不远的辽宁海城，4000余小学生饮用不良豆奶集体中毒，那些严重中毒的中国孩子却只能蜷缩在病床上哭，不断抽搐，甚至昏厥。我当然不相信中国的电视台爱外国的儿童胜于爱本国的儿童，孩子都是自己的好，这一点大家始终是清醒的。我只是怀疑，长期的自我异乡化使我们多少都有点近乡情怯。

子曰，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是一种多么大的“义”，教我们非礼到“灭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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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LV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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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长假期》是一部老日剧，我还记得海报上的是英文名称是long

vacation。先提这件往事，完全是为了结省篇幅，因为与其把“悠长假期”缩略为“长假”，倒不如简称long

vacation为lv来得便利，来得爽。

一年当中，我们拥有三个lv，最近的这一次，乃“五·一”七天长假。现将我本人在此lv期间的度假活动简要汇报如左：5月1日下午3点，我和一班朋友开车从广州出发，一个多小

时之后，抵达梁启超先生的故里新会。该地素以自然风光名胜“小鸟天堂”著称，而“小鸟天堂”又以巴金先生1933年游后所记《鸟的天堂》一文而著名。亲眼目睹了在成群结队的游客的惊呼声中准时归巢的成群结队的倦鸟之后，返回酒店，洗澡，吃喝，再洗澡，再吃喝，回房间，在hbo的一出美国闹剧中昏昏入睡。次日中午醒来，窗外骄阳似火，一外出登山者返来骇然相告：“山上山下，旌旗招展，游人如织，山呼海啸”，乃继续hbo，晚饭后原车返回广州。宵夜，回家，于洗澡时忽再生“旅行无聊”之恨，乃自慰道，度假还是幸福的，旅行也是益智的，最起码，此次新会行出发之前，有团友相信“小鸟天堂”指的是当地一夜总会。于是一夜无话。

5月2日晚上，接老妈上海来电，报告说，5月1日那天，老妈老爸以及老姐一家同去苏州度假，住了一晚，游客很多，其余乏善可陈，云云。

综上所述，在刚刚过去的这个lv，我爸、我妈、我姐和我，都顺利地度了一次假，都离家出走了24小时或以上，都在陌生的床上睡了一夜，而上海至苏州的车程，也与广州到新会相若。同时，这也意味着在“五一黄金周”中国道路运输合共运送的大约31亿人次中也包括了沉家的部份成员，值得庆幸的是，沉氏一门并不包括在“五一黄金周”全国发生的7起重大道路运输安全事故所造成的16人死亡以及29人受伤的名单之内——当然，这并不是问题的所在。感觉不对劲的地方是，我们其实都不是“应该”lv的人。

我爸、我妈，资深退休人士也，我姐，假退休真下岗亦以有年。我本人虽然没有像上述直系血亲那样办过任何退休手续，不过不上班也好几年头了。准确地说，我也不是彻底地不上班，只是这几年来没有上过什么正经的班，或曰断断续续地上着一些断断续续的班。尽管我的大部份工作都在自己家里完成，但是这并不妨碍我对soho这个词抱有很深的怀疑，我一直相信，那是朝九晚五族于郁闷之中集体制造出来的一种自我麻醉的妄想，这倒也并非完全系因“上班”和“工作”以及“不上班”和“不工作”原本就是两码子事，对于我个人来说，soho除了表示“换一个地方上班”或者“把自己的书房、卧室无尝地提供给自己的雇主使用”之外，还意味着一个soho人也理所当然地与上班族共同享有同样lv之权力（“共同”和“同样”二词在此主要指享受lv的“共时性”权力）。

前几天还跟蔡澜先生在饭桌上讨论过所谓“人生的最佳状态”，最后达成的共识是：上班，不好；不上班，也不好，最佳的状态，为可上可不上，或曰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显而易见，之所以既拒绝上班又热爱工作、既不敢退休又怀疑soho，无非是表明我对于上述“最佳状态”的不懈追求。然而，我已不止一次地发现，在每一个lv面前，这种追求每一次都碰得头破血流，因为lv一到，我就不得不像上班族那样外出度假，或曰，lv来临之际，便是我的自我角色定位最混乱之时，是lv让我每年定期地为它打卡，变成一回上班族。i恨lv。

因为作家本来也属于lv无关人等的一种，故罗兰巴特认为一个“度假中的作家”也是大众神话的一种：“它（度假）的神话学发展将不失为一种有趣的追索。度假刚开始时，原是属于学校世界，由于假日也支薪，它们已经变成无产阶级的一部份，或至少是劳动人民的一部份。为了强调这个现象与作家有关，强调这些探索人类性灵的专家也同样受限于当代的劳动现象，我们就得说服我们的中产阶级读者，他们是与时俱进的。”我从未尝自绝于劳动人民，据报纸上说，在每年的三大“黄金周”里“被迫离家出走”的劳动人民，其实也大有人在。不过，与其批评“政策长假”，不如老老实实地承认，诚如巴特所言，假日就是一种“非常怡人”的社会属性。lv的怡人或曰“移人”之处不仅在于把上班族还原为放假族，把劳动人民还原为“不劳动的人民”，尤在于能双向地把作家还原为劳动人民，把退休者还原为上班族，并且让我这样一个“离不开的天堂就是地狱”的信徒改信了“一个不得不度的假期就是上班”。尽管我也以写字为生，但我并不算、至少不算是巴特所指的那种以纪德为例的作家。在把度假当成上班的人里面，我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就只有那些搞“度假外交”的政客了。

不见长城非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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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清兵入关以来，长城的功能

(依次)只剩下以下两个：一，被拆掉，作用是旧板砖的利用；二，被重建，作用是推动旅游业(含教育业)的发展。前后两者表面矛盾，本质上却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使“拆”和“建”得以实现的一个重大前提，就是长城的继续存在以及这种存在的“被看见”。

不到长城非好汉。“好汉”只有一种，“到””则有两解，一种是人到，另一种是眼到

。我个人赞同的是后一种。长城在建筑上的特点，比较适宜“远观”，“远”不仅能看得更全乎，尤能观出其蜿蜒万里的雄壮气势来。近来，越来越多的专家也倾向于同意我二十年前的观点。据新华网报导，鉴于长城上的“亵玩”活动日趋放肆(包括假古董、假士兵、摊位游戏等等)，使“长城作为城防工事应有的凝重感”被大为冲淡，专家指出，“游长城不一定非要登上长城。八达岭景区石峡关残长城维持原貌，采用辅助设施，使游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办法，在一味的‘修葺一新’、‘雄姿重现“之外，带来一种新鲜的启示，即创造条件，引导游客从保护文物的角度体会长城的价值，欣赏长城沧桑的美，即使保持一定距离却可以更好地感悟其文化底蕴。”

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长城看来都是“距离产生美”的一个范例。故为文物保护及审美能力保护计，“不到长城非好汉”实不如易一字为“不见长城非好汉”更能与时俱进。值得欣慰的是，吾道不孤，赞同这一观点的远不止专家学者，例如竟能把长城视为“留在地壳头上”的“一道疤痕”之beyond，除了没大没小或者居心不良之外，就观赏的距离而且，显然早已比我们走得更远。当然，比beyond更beyond的更是大有人在。比方说，自从太空人杨利伟当着全国人民的面对央视主持人说出“(在太空)看地球景色非常美丽，但是我没有看到我们的长城”这样的话以来，对于此事的质疑就一直未曾消停过。这些怀疑论者的感情可能很单纯也可能很复杂，但是，我始终相信的一点是，他们除了和我一样相信长城以远观为佳之外，更坚信成城之绝佳的观赏点其实并不存在于地球，而应该远在外层空间。

以我个人于这场争论的远观所得，“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乃两大阵营激辨之焦点。当然，比“有没有见到”与“能不能见到”更为本质的，是“应不应被看到”以及“在外国人都看到了”的前提之下身为中国人的“应不应看到”。很显然，这不仅只是科学和审美的问题，而已上升为一个道德问题了。道德是心里的事，在太空科技突飞猛进的今日，其困惑程度似已不能再能与“星空”这类天上的事情等量齐观了。

到目前为止，从太空上看过地球的中国人只有杨利伟一个，对于“从太空中有没有见到我们的长城”，杨利伟拥有绝对毋庸置疑的发言权，不过，既然事情已超越了科学和审美，这次弟，怎一个“我没有看到”了得。古之饱学之士，俗称“天上的事情知道一半，地上的事情全知道”，今之饱学且撑学之士的标准，大概是“人虽在地上但是也能全部知道从天上知道的地上的事情”。事实上，有人甚至对杨利伟到底有没有上过太空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至今仍有部份美国人(也包括部份中国人)深信人类登陆月球一事乃彻头彻尾的虚构，此事是在美国西南部莫哈未沙漠架台设景上演的一场大骗局，目的则是要令地球人都知道美国的科技世界第一。据福克斯电视网2001年2月报导，“20%的美国人对我们是否真的曾经登陆月球存”(1999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所得的数据为6%)。事态之严重，以致于nasa在去年秋季不得不考虑花钱做公关宣传，希望说服公众相信美国人真的上了月球。

虽然杨利伟在“我没有看到”一事上还没有花钱的必要，不过网上的争论确实进行得难分难解，与化解这场争论的难度相比，把人送上太空已让人觉得还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steve

mirsky在2003年3月号《科学美国人》上苦口婆心地开解道：“是时候要借用一下奥卡姆剃刀了。到底是哪件事情比较难：把人送上月球，还是要人相信真有其事？事实上，将人射上月球所用的强大推动力，是很简单的物理作用，只要有计算尺和电脑，便可成事。我知道你能做到，因为我们做到了。”结果是，动刀未遂，最后还是得动拳解决：当一位契而不舍的怀疑论者再次强烈指责第二位踏上月球的太空人奥德林是“贼匪、骗子、懦夫”时，72岁的太空人忍无可忍，朝37岁的怀疑论者的脸上一拳挥去。

我仍然不赞成以粗暴简单的手段来解决思想认识上的分歧。要知道，任何一样物事，只要眼中无而心中有，“放不下”总归是难免的。人的正确思想，看来在包括太空时代在内的任何时候以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很难从天上掉下来的。

纽约会有的，客就未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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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城市争相高呼“建成像纽约那样的国际大都市”的同时，中国的有志知识份子也在为“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而孜孜不倦地努力。与那些的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相比，知识份子这一次倒是干了点实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本除刊名和语种之外，从面目到栏目，从字体到文体，从气质到纸质都高度疑似《纽约客》的杂志。

可大伙儿依然余兴未了。我也看出来了，谈《纽约客》和办《纽约客》是两码事，那么

，我也说两句吧。上星期，有个老朋友从洛杉矶回广州，出来吃饭时，扔给我一叠《纽约客》：“在飞机上翻了翻，都是近期的，扔了可惜。”此友居美十多年，在加州一所名校做终身教授，之所以是《纽约客》的老订户，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年度订阅每本可省两块九毛五，而是因为他发现这是一本“有用”的杂志，“

有用”倒也不完全在于《纽约客》里的文字，而文字也不完全是因为写得精彩，而是这些文字里的“话题”和谈资。加州的主流知识份子圈里，各种名目的聚会不少，但缺的就是话题和谈资。

“政治正确”(pc)是造成“缺话题”的主因。性别，不好谈；宗教，不方便；政治——正是最容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高危话题。倒也不是知识份子一见面就非谈这些不可，原因恰恰是这些基本因素构成了知识份子话题的核心，就像我们用“

拳头加枕头”来概括色情和暴力电影的共同本质一样。之所以会犯错误，是因为无论观点还是用词，一不小心就会造成“歧视”——“区别对待”，这是不可饶恕的政治错误。退而求其次，八卦新闻，加州从来不缺，但是知识份子不屑；谈篮球吧，一面倒都是湖人的拥趸，不可能出现“歧视”，

然而观点上不搞“区别对待”，谈话便索然无味。当然，若有个纽约客在场，至少篮球会谈得比较有趣。

既然如此，最安全、最不容易犯错误的事，就是谈谈近期《纽约客》里的话题，《纽约客》在知识份子里的作用，大概像一位无产者可以凭《国际歌》在全世界找到自己的同志那样。除此之外，围绕《纽约客》展开谈话还是双保险的——第一，其中所有话题皆经过东岸资深同行的严格把关，政治大方向基本正确，可以放心畅谈；第二，即使有政治问题，东岸的同行应负全责。《纽约客》的权威性及其做为“工具书”的“必要性”，盖在于此。换句话说，如果有一天《纽约客》改成月刊，美国知识份子的社交习惯则可能受到直接影响。就我的老朋友的个案而言，一旦回到祖国怀抱，“工具书”就可以暂时扔到一边，或者赠予我这种《纽约客》的崇拜者。

对于中国知识界来说，pc虽不至于夏虫语冰，不过《经济学人》曾经郑重提醒过欧洲同行，其实美国有一座“不自由女神像”：“美国人享有的自由并不如人们想象多。法律和限制几乎无所不在，交通号志不断提醒人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食品标签上的说明足以满足以位科学家；阿斯匹灵的瓶盖紧到让老人家拧不开……美国的个人主义只能在限制中放纵，这都是宪法和民权法的功劳……摆在眼前的事实是，美国人打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被各种法规限制。早期的淘金辟土并非如漫画和卡通中所描述的完全不受限制，除了电影中让人崇拜的游侠，没有人是完全自由的。”关于中国为什么没有《纽约客》？朱伟先生曾经这样解释：“它是一个城市的文化消费指南、有文字特别讲究的小说、报道、专栏与幽默，不仅有思想，还有趣味与较宽的信息面。而我们好象很难把作为知识分子的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知识分子总是高高在上，不屑于人间烟火，于是凡宣扬自己高品质的刊物，好象总得不到大众认同。”朱伟还引用洪晃的话：“中国有那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北京上海是纽约吗？”

我就没这幺悲观。笃于时也，到那时，思想会有的，趣味也会有的，知识分子终将被“高品质与消费联系起来”；纽约会有的，还会有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东村，而且都是中国人自己的。别说北京上海，就连广州也有机会以“三年大变样”的速度把自己弄成一个比纽约更牛的“约”。不过，届时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纽约客》(或中国人届时需不需《纽约客》)仍是另一回事。中国知识份子也爱聚会，也爱聊，只是跟美国的知识份子相比，他们实在太不需要选择话题和寻找谈资了——我认识的“美国主流知识份子”实在不多，除了上面那位，绝大多数属于有知识、有美国身份，定居纽约，坚持以纽约“客”自居并且从来不看《纽约客》的中国同胞。受到这一限制，以上意见可能无任何参考价值，谨为各位在把酒大谈《纽约客》时提供一点谈资，虽然我们不缺。

给大熊猫看小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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