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1节（第4501-4550行） (91/131)

窗外的天暗了下来，他们拉上窗帘开开灯，房间里显得格外温暖。米尼感动地说：阿康，这要是我们的家该多么好啊！阿康也受了感动，说：可惜这不是我们的家呀！

他们俩一人坐一边，面对面的，开始喝酒，米尼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他们俩都微微地红了脸，眼睛泪汪汪的，看什么都蒙了一层雾气似的，有些影影绰绰。他们一边吃喝一边谈天，说到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们从来不抢着说话，当一个人说着的时候，另一个人总是专心地安静地听着。不像有一些人在一起，只是为了说给别人听，至于别人说什么，都是无关紧要的，弄到后来，因为没有人听，说的人也就白说了。而他们不。第一是因为他们都具有说话的艺术，当他们中间无论哪一个叙述一件事的时候，绝不会使对方感到乏味和无聊，第二是因为他们还具有同等的听话的艺术，对方说话里微妙的有深意的部分，全都无一遗漏地为他们吸收，补充进各自的经验。他们听话的才能还能反过来检验并锻炼说话的才能，使得说话更具魅力，来增添彼此听话的乐趣。

他们俩在一起说起话来，往往会忘记了时间。他们一边说，一边吃，直吃到盘子底朝天，才暂时打住了话头，说：明天再说，明天再说。

他们欣喜地发现，这正是往常他们必须分手的时间，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一点钟。今天他们不必分手了。不必再回到各自的“男女宿舍”去了。他们来不及洗碗，就去洗脸和洗脚，来到了阿康的小房间。

米尼发现，小床上新换了床单，被子也洗过了，她满眼是泪地叫了声阿康，阿康却有些不好意思，像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嘟哝道：过年嘛！米尼噙着泪说：阿康你不要赖了，我看你还是喜欢我的。阿康摸着她的头发说：我这个人要求是不高的。米尼含泪笑道：你的要求很高，阿康。真的不高。阿康抱住了她。米尼说：阿康，你晓得吧，在轮船上，我一眼看见你，就决定要抓住你了。阿康说：我也看出这一点了。我晓得我是逃不过去的，就不逃了。我永生永世不会让你逃脱的。米尼说。那就要看你的本事了。阿康很客观地说。阿康，阿康，你为什么不在临淮关上火车呢？米尼激情满怀地叫道。

他们俩彻夜地拥抱和亲吻。隔壁房间的自鸣钟，响了又停，停了又响。曙光透过了窗帘，新的一天来到了。米尼觉得，这一日和过去所有的日子都完全地不一样了。

他们这样过了三个晚上，除夕的夜晚就到了。他们偎依着坐在一桌丰盛的酒菜前面，觉得幸福无边。窗外响着鞭炮，劈劈啪啪的。阿康说，我们也放一百响电光炮，这是我特意从安徽带来的。这时候，上海的鞭炮是很少的。他们将鞭炮系在晾竿上，点燃后伸出了窗外。鞭炮炸响了，房间里弥漫了硝烟，打仗似的。他们快乐地咳呛着，米尼叫道：你爸爸妈妈不要回来了多好！阿康叫道：可是他们是一定要回来的啊！米尼又叫：我不要他们回来，我要在这里，就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阿康却被她的话扫了兴似的，冷笑了一下：这个三层阁我已经住得要起霉啦，要住你自己住吧。米尼一怔，又说：我要你在这里。阿康说：谢谢。米尼说：不要谢。阿康还是说：谢谢。

鞭炮的火药味渐渐消散了，米尼往桌上的火锅添了炭，又加了水，阿康默默地喝了一碗菠菜汤。米尼抱着阿康的身子说：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过什么样的日子我都欢喜。阿康笑笑，慢慢地说：你晓得你喜欢的人是什么人呢？你呀！米尼说，把身子放倒，头枕在他的膝盖上，眼睛从下朝上看着他，心想：他是多么好看而又聪敏。她喜欢清秀聪敏的男人，她觉得粗笨的男人就像动物。脑子里一跳出这个比喻，她就笑了。自鸣钟当当地敲了十二下，新年到了。在新的一年里，他们的命运将会如何？

很多年过去以后，米尼脑子里还经常回荡着这除夕的钟声。

钟声响过以后，他们坐在桌子两边，用扑克牌玩“接龙”。梅花七在阿康手中，所以阿康先出牌。两个人玩牌是很难玩好的，因为彼此都知道对方手里的牌，技巧就在于什么牌应当先出，什么牌应当后出，既要卡住对方，却又不能卡了自己。他们玩得很认真也很投入，新年的早晨慢慢地来临了。

大年初一好好地过去了，大年初二也好好地过去了。大年初三的早晨到了。

早晨起来，阿康有些心不定似的，先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后来又坐下来，坐了至多两分钟又站了起来，再后来就干脆躺到床上去了。米尼说我们打牌吧，他说不打；米尼说去看电影，他说不看；米尼想，他或许是累了，就让他躺一会儿吧。过了一时，听小房间里没有声音，就走过去看看，见他躺在床上，眼睛望着黑黝黝的屋顶，一只手枕在头下，另一只手拿了个拔猪毛的钳子夹下巴上的胡子茬，那情景使她觉得有些古怪，隐隐地不安。

中午饭时，阿康的胃口也减了许多，劝他再吃，他就有些烦躁，将碗一推，什么话也不说地又进到小房间里。米尼听见他在小房间里走来走去，腿碰在床沿和桌椅上，砰砰地响。米尼想去问他，是生病了还是怎么了，却也晓得问是问不出什么的，不如由他去，等毛病过去了，再说。

她这么一想，心反而定了，洗好碗，擦好桌子，伏在窗口看街景。初三的街道，似已有一些疏落，行人不多，商店开了一半，另一半还在放春假。对面弄堂口站了几个小青年，他们好像永远站在弄堂口，从米尼第一次来阿康家就看见他们了，就像是站岗，连春节也不休息。米尼暗暗好笑，接着又细细打量他们。他们不说话，也不笑，表情甚至很严肃。他们有时候是几个人相对而站，有时候则一齐面朝了街道，他们站在这里做什么呢？米尼心里想着。

这时，小房间里又没了声音，静静的，她便走过去看。阿康蒙了毯子在睡觉了。米尼蹑着手脚走进去，脱了鞋，轻轻地钻进了毯子。不料阿康陡地一惊，几乎从床上跳起来，反把米尼吓了一跳。是我啊，阿康。她温柔地抱住了阿康，觉得他很柔弱，心里充满了怜惜。你把我吵醒了。阿康微微喘吁着说。对不起，阿康。米尼把脸贴在他背上，她觉得，只有抱着阿康的时候，阿康才是真的，其他所有时候，阿康都好像是假的。你要把我扼死了。他说。我没有扼你。米尼说。扼了。没有。

他忽然又急躁起来，挣脱了米尼的搂抱，坐了起来。坐了一会儿，他说：我想自己出去走走。米尼让他下了床，默默地看他穿上鞋子，又穿上棉袄。他说过“我想自己出去走走”这句话以后倒镇定了下来，很坚决地扣着扣子。米尼有些害怕，她觉得阿康好像在梦游似的，变得那么古怪而不近情理。他扣完扣子，又在脖颈上围了一条灰蓝色的围巾，然后两手插在西装裤的裤袋里，推开了门，走下黑暗而狭窄的楼梯。

米尼呆了，一动不动地站着，等到阿康的背影最终消失在楼梯下面，她才觉悟了似的“哎哟”了一声。她返身跑到窗口，街上静静的，对面弄堂口依然站着那几个年轻人。这时候，她看见窗下百货店旁边的弄堂里走出了阿康。他低了头，双手插在裤袋里，穿了中式棉袄罩衫的身形是那样的优雅。他走出了弄堂，沿了马路朝前走去。天哪，他要去什么地方啊！米尼的喉头哽住了，她觉得事情不对头，很不对头。她应当阻止他出去的，可她知道她阻止不了。

她目送着阿康走到街口，前边是人车如流的大马路。阿康斜穿过马路向右一转，汇入了大街的人流之中，不见了。米尼的眼泪掉了下来，她隐隐觉得，他这一去是凶多吉少。她甚至会觉得，他这一去，回来的希望是渺茫的。她对自己说，这纯粹是胡思乱想，她不应当胡思乱想。她像只热锅上的蚂蚁那样，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她担惊受怕的日子，已经开头了。

有时候，当她走在正午的阳光耀眼的大街上，人群从她身边流过，她觉得所有的一切都是另一个世界的景象，她想太阳是照耀人家世界里的太阳。报摊上出售着当天的日报和隔夜的晚报，人们议论着这个城市的或别的城市的大事和小事，可是，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她笑嘻嘻地想，照常走她自己的路。

太阳渐渐移到了西边，米尼趴在沿街的窗口，望穿了眼睛。她曾经想出去找他，可是她又想，万一在她出去的时间里，他却回来了怎么办呢？他没有带钥匙，进不了房间，他会不会没有耐心等她，转身又一次上街了？她不敢走开，她觉得她除了等待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她无心烧晚饭，心想：人都没回来，晚饭又有什么意思？她自己没有发现，她其实充满了无望的心情，从他出门的时候开始，她就好像已经断定他不会回来了。她想：他会不会到他的同学家里去？就拼命翻他的抽屉，想找一些地址什么的，却什么也没有找到。

天暗了下来，路灯亮了，有一瞬间，米尼感到了静谧的气氛。这时候，她就想：也许他就要回来，看见没有晚饭吃，就要生气了。于是她就去淘米。可是这一阵的安宁却转瞬即逝，她将锅子放在煤气上，忘了点火，重新坐到窗口去了。

对面弄堂口的路灯亮了，照着那几个年轻人。他们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相对而站，围了一个圈。他们其实是这世界上最最寂寞的青年，他们之间以寂寞而达成深刻的默契，这默契将他们联合起来，与外界隔绝，甚至对抗。他们的寂寞和孤独传染了米尼，米尼想：他们是不是应该回家去了。家家窗户的灯光都明亮着，流露出温暖的节日的气息。人们都在吃晚饭呢！

米尼将下巴搁在胳膊肘里，望着阿康走去的那个路口，那里有一盏路灯明亮地照耀着，可是没有人。不知什么时候，对面弄堂口的男孩们没有了，就好像是消失到地底下去了似的，无声无息。米尼等待得已经累了，她茫茫地看着前边的路口，心里什么念头也没有。有鞭炮零落的声响，使米尼想起除夕的晚上，那仅仅还是三天之前啊！米尼静静地流着眼泪。

晚上，阿康没有回来。他的不回来，就像是在米尼预料之中的那样，她没有急得发疯，急得发疯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她和衣躺在床上，盖着毯子，每一点动静都会使她想一想：是阿康回来了吗？她一夜没有合眼，到了天亮，第一线曙光射进窗户的时候，她决定，去找阿康。起来之后，梳洗一番，又烧了泡饭自己吃了，然后便锁了门下楼了。

这还是清晨很早的时候，人们都没有起床，紧闭着门窗。她走下黑暗的木楼梯，听见老鼠在地板下面逃窜，嗖嗖的脚步声。她出了门，又出了弄堂，走上了街道。对面弄堂口已经站了一个男孩，焦灼不安地来回踱步，等待他的同伴。初升的太阳将米尼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斜过街道，年初四开始了。

米尼让过一辆自行车，到了马路对面，然后朝右转弯，上了大马路。一部无轨电车开了过去，车上人很少。她沿了电车路线走了一站，路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几家早点铺开了门，飘出油污的气息。她乘上电车，到了外滩，沿了黄浦江走。太阳渐渐高了，把江水照得明晃晃的，那时的江水还不像十多年以后的那么污浊，风吹来微带腥味的江水的气息，有大人带着孩子在散步。轮船静静地泊在江岸，远处汽笛叫了，呜呜地响。她漠漠的目光从江上掠过去，看见了荒凉而广阔的对岸。她从黄浦公园一直走到了十六铺码头，再又走了回来。

到了中午的时候，大街上行人如潮，度着春节里最后的一个假日。她望着拥来拥去的行人，不晓得他们是在做什么。她也问自己，她是在做什么？因为她心里其实一点希望也没有，这样走来走去只是为了使自己有点事情可做。她买了一个面包，伏在江边水泥护栏上吃了，阿康已经变成非常遥远的回忆，简直和她没有一点关系似的。吃完了面包，她又在茶摊上买了一杯温吞吞的茶水。然后，她就离开了江边，穿过马路，走过和平饭店，往南京东路去了。高大的建筑群里回荡着江风，呼啦啦的，几乎将人刮倒。越过阴沉的高楼的石壁，太阳炫目地走过碧蓝的天空。

南京路上，行人摩肩接踵，游行似的浩荡地走着。在华侨饭店旁边，她看见了她的姐姐和阿婆，她跳上饭店的石阶，躲在廊柱后面，看她们两人停在“翠文斋”食品店门口，商量要买什么东西。她将她们看得那么清楚，好像她们是面对面地站着。阿婆紧紧地抿着嘴，目光苛求而坚定，姐姐漠然和平，怎么都行的样子。显然是阿婆要买一件东西，待要买时又犹豫了，犹豫了一阵还是要买。米尼站在华侨饭店门前高大的石头廊柱后面，心里充满了咫尺天涯的感觉。

她们最终离开了“翠文斋”，继续向东走，从她面前走过，消失在如潮的人群里面。米尼觉得自己和她们是永远地分离了。她走下宽阔的石阶，去继续她流浪般的寻找。

这时候，她并不知道，从此她流浪的生涯就开始了。

过了一天，又过了一天，阿康没有回来，他的父母却从宁波回来了。

第四章

阿康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吃粉笔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亲得了肺病，就退职了。其实，生病只是表面的理由，深处还有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当时的情景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是有人拿来一叠表格，你一张、我一张地填写了起来，他也填写了一张。那时他还是个孩子，没有头脑，没有政治主见，喜欢热闹，有许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绝做一做，否则就觉得自己很孤立。

一九四九年以后，渐渐地，这却成了他的心病。这心病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如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每一次运动来，他就要自我斗争一次：是去向领导交代，还是不交代？他想，当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离散，有的少年夭折，还有的出洋后再没回来。当时有许多人在，未必能记着有一个唐亦生也填了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万一呢？他不相信会有什么事情是万一也不会发生的。这些年来，他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夜深人静时，他无数次地憧憬着那一日的情景能够重演一遍：当表格送来的时候，他恰恰走开了，去上厕所，或者去洗一块手绢。

这个秘密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亲。在那些胆战心惊的白昼或是黑夜，他们压低了喉咙，反复讨论着：是不是要去领导处交代。他们一会儿说去，一会儿又说不去；有时他说去，她说不去；有时则她说去，他说不去。有几次，他们实在挨不过漫漫长夜，就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领导坦白。可是天亮的时候，他们心里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许这些并没有什么，就打消了念头。还有几次，是白天里同事们的言谈举止使他们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像过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们躲在他们小小的三层阁上，黑暗隐匿了他们，使他们松了一口气。

有时候，她鼓励他不要害怕，有时候是他鼓励她不要害怕，他们相濡以沫地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较而言，她的神经稍稍比他坚强，而他的精神几临崩溃，上班于他渐渐成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经过了星期天的休息而来临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会出现心跳气短的病状。他变得疑神疑鬼，对谁也不相信。他没有一个朋友，无论是节日还是平时，都没有客人上门。他们两个大人和一个孩子深深地蜗居在这日益朽烂的三层阁上，时刻都会觉得灾难就要临头。

到了一九六〇年，他终于得病，提出退职休养，完全从社会上退身出来。他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带回来油条和豆浆，打发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学的上学，自己在家读几页《史记》之类的古书，再练几笔大字，写过字的纸都很认真地烧掉，然后就烧午饭。午饭后，他睡一个小时的午觉，再去马路对面弄堂口报栏看报。他看报看得很仔细，连电影广告也不漏过，看报总是要花去他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看完报后，太阳就有些偏西，烧晚饭的时间到了。

晚上，孩子在灯下做功课，女人在灯下批作业，他在一边喝茶抽烟，心里充满了安谧的情感。隔壁隐隐传来收音机的声音，有时是歌唱，有时是新闻，听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这点声音，他也满足了。他们家里没有收音机，因为收音机容易使人联想起“短波”和“敌台”这一类事情。为了防止人们对他们所能生出的一切怀疑，他们甚至连房门都敞开着，直到晚上睡觉才关上。他们对左邻右舍总是客气而恭敬，担任一些琐碎而麻烦的义务，比如收交水电费，参加每星期四的里弄大扫除。然而对于那些和文字有关的工作，比如出黑板报或者读报，他总是婉言拒绝。他表现得不积极却也不消极，样样事情做到正好使别人不太能够想起他。

在他最初的退职的日子里，他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教导他的孩子。以他多年的教学经验，只要是一个智力中等的孩子，就可在他的辅导下顺利考上一个较好的中学，再考上一个说得过去的高中，以至考上大学。他既具有教育的学问，又颇懂得考试的窍门。在学校里，他以他做人第一的准则，将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只做到中庸为止。而对自己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此时，他似乎才第一次认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孩子已经十三岁了。

阿康从小长得格外清秀，白皙的瓜子脸，黑漆漆修长的眉毛，眼睛的形状像女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姑娘”。这时候，人们都不会想到，日后“小姑娘”这个名字将会是很响亮的。他不仅长相清秀，还有一种特别整洁的习惯。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孩子都还需要穿有补丁的衣服，在长个子的年龄里，裤脚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几截。即使穿了这样的衣服，阿康依然是整整齐齐的。脖子上的红领巾也绝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样，皱皱巴巴，咸菜似的一根，尖角则被他们在沉思默想时咬噬得破烂不堪。他的领巾就好像熨过一样的平整。书包和课本也是干干净净的，很得老师的喜爱。

曾经有一度，老师想将他培养成班级里的干部，由他负责一些纪律的管理。可是逐渐地，老师开始放弃这个想法了。她感觉到，这个孩子远不是像他表面上那么听话的。有一次，她临时有事须走开一下，就让阿康领导一下晨读。当她回来的时候，孩子们正在朗朗读书，而她却感觉到教室里弥漫着一股激动的情绪。她是一个有着二十年教龄的小学教师，熟知学生们的每一点心理。她觉得他们读书读得过分的响亮和起劲，连最最捣蛋的学生也像一个三好生一样在勤奋地朗读。这读书声中含有一种阴谋得逞的兴高采烈的意味，这一切均逃不过她的眼睛。

下课后，她将阿康叫到办公室里，问他，在老师走开后，教室里的秩序怎样。阿康说，很好。老师又问了一遍，并且流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阿康依然说，很好。他坦然而天真地看着老师，却令她觉得这眼光中有一种不诚实的东西，她想要揭穿他，就说：老师其实并没有走远。他却说：老师既然知道了什么，为什么要问我。老师不防备会有这一答，不由得一怔，心里缓缓地想：这个孩子真不简单啊。

她最终也不知道在这个早晨，教室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而对于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却在这个早晨消失殆尽。后来她很多次发现，在每一种捣蛋事件中，其实都有着他在幕后，而她又总是捉不住他。他显得老实和诚恳，并且保护同学，不肯做一点卑鄙的事情。如去问他什么，他总是说：我不知道。而老师明明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却没有一点办法好叫他承认。当老师发现自己原来是在和一个孩子斗法，心里很不是味道。为了纠正这样的想法，她曾经去做过一次认真的家访，她想：她是一名教育者啊！

她是在晚饭以后大约七点钟的时候去的，他已经上床睡觉了。父亲在喝茶，母亲则批改着一摞学生的作文，这时就放下作业，去小房间把他叫起来。他穿了毛衣走出来，站在老师面前。老师说：怎么这样早就睡了？他说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睡了。老师就说：没有什么事情，就可以看看书，读读报纸，预习一下明日的功课，或者帮助爸爸妈妈做做家务。他回答说好的，就不再说什么了。他微微垂着头，眼睛无神，又不像是困倦。他坐在一张方凳上，手搭着膝盖。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在他头顶昏暗地照耀，他清秀的脸上布了一些阴影。他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就转动着眼珠去看老师，又看自己的父母，显得惶惑而不安。老师暗暗惊讶道：这孩子怎么变了？

她觉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达理的人，因同是搞教育的，谈得就很契合。他们先是谈了些别的，然后才将话题转到孩子身上。他们共同地肯定了这个孩子的优点，接着，父母们就主动提及了他的缺点。他们认为，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处是懒散，对什么都缺乏积极的态度。他们简直不知道什么事情是他最感兴趣的，他好像对什么都不感兴趣。说到这里，他们就转过脸，很温和地问孩子：你说说看，什么是你最喜爱的？他不回答，只是微笑。这一刹那，他十分像一个美丽的痴呆儿。老师很遗憾他们父母没有提到“诚实”这个问题，于是她旁敲侧击地问道：平时下午他几点钟回家？父母回答说：一放学就回了家。回了家做什么呢？老师又问。回家总是做作业。父母说，他倒是不出去闯祸的，可就是太疏懒了。老师最终也无法提出“诚实”的问题，因为这是没有根据的事情，仅是她的感觉。当她走出他家时，心想：这一对父母都是好人，可是却不够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实他们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层的。

当父亲准备对阿康进行课外辅导时，他才发现，在完成学校作业以后，是没有一点时间再做别的了。阿康将学校布置的功课做得很仔细很缓慢，用去半个下午和一个晚上。假如催迫过急，他便会生病，脸蛋烧得红红的，以至连学校的功课也无法完成，还要缺课一天。这一天，他就一直躺在床上，吃着父亲调好的糖开水和面条，让母亲把洗脸水端到床前漱洗。他躺在床上，也不睡着，脑子里想着一些谁也不知道的念头。

假日的时候，父亲想教他练练大字，他很顺从地提起笔，由了父亲的指点，一笔一画地写，没有一点错，却全无塑造的可能。父亲首先失去了信心，孩子便趁机搁下了笔。父亲或者教他读几首诗词，而他也永远弄不懂其中的意思，答非所问。父亲隐隐感觉到，其中似有一些小小的险恶的用心，却又捉不住把柄，只得随他去。在儿子躺着生病，不知想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这孩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呢？这样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和孩子相隔得很远，他们谁也不了解谁。他默默地想着这些，直到黄昏。这样的黄昏是最最令他哀伤的了，他觉得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都已经枯竭了，已是夕阳西下。

孩子躺在床上，心里却是快乐的，他想：他把他们这些大人全都骗了，他觉得大人们是多么蠢啊！他想他是一个孩子，这其实是很好的掩护。人们都不会注意到他，更不会怀疑他，他尽可以做一切把戏。可是，他得小心点儿，他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他想装一天病就足够他乐的了，明天他就得好好地上学去，继续玩他的做个乖孩子的把戏。想到新的一幕即将开始，他几乎心潮激荡。其实他并不喜欢待在家里，在家里他时时觉着烦闷。似乎家里的天地太小，不足以让他的把戏充分展开。他没有兄弟姐妹，跟父母玩这把戏，他没有太大的兴趣。他觉得天底下再没比他的父母更没劲的人了，他一看见他们就意气消沉，所有的聪敏才智都不见了。

他觉得他们总是扫兴，心里渐渐地起了恨意，有时候他就故意地也要叫他们扫兴。譬如考试，他其实是可以考一个更好的、能使父母尤其使父亲快乐的成绩，可就为了不让他们快乐，他便决定不考得更好。他还喜欢偷偷地将他们的东西藏起来，看着他们着急，并且和他们一起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心里就无比的喜悦。过了很多日子，他们会在完全意想不到的地方重新看见这样东西，当然，还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会回来的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会是他藏起了他们的东西，他们总是互相埋怨，或者埋怨自己，说自己又老又糊涂，他们黯然神伤，灰心丧气。终于有一天，他们竟发现钱少了。

钱的事情，他们相信他们是不会记错的。一分一角的支出都仔细地记录在一个自制的账本上，每一天都要计算支出的总数和余额。钱是放在一个铁盒里，铁盒放在五斗橱第一个抽屉里，抽屉上有锁，钥匙则放在书桌的最后一个抽屉里。在他们确信自己没有拿钱也没有忘了上账之后，他们开始盘查阿康了。阿康先是说他不知道钱的事情，他的表情是那样愕然，使两个大人觉得十分内疚，心想他们不应当去怀疑一个孩子。但束手无策的情形使他们稍稍坚持了一会儿，问道：自你回家以后有谁来过这里？阿康说没有，说过之后就沉默了，自知露出了破绽。此后再怎么问也不作声了，只是以委屈的目光不时看父亲或母亲一眼。无奈之下，便搜查了他的书包，在课本里找到一张压得很平整的完整的一元钱钞票，正是所缺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