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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导不是诠释式的讲经，而是演义式的讲经，所以可以“谈无常”，“语地狱”，“征昔因”，“核当果”，“谈怡乐”，“叙哀戚”，总之，是用可歌可泣的故事来感动人心。因为是讲故事，所以到“胜集难留”的时候听众还会“载盈恋慕”。

唱导师宣唱的言辞，有的是应时编撰的，这就是所谓“言无预撰，发响成制”①。也有的是先后传承，早已写成本子，备一般僧徒采用的，慧皎《高僧传》说：“若夫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其中传写讹误，亦皆依而宣唱。”②

这种旧本的具体内容如何，现在无从知道，推想与后来的变文可能有相似之点（也许就是变文的前身），那么，这应该是佛教创作的最早的俗文学作品了——

①慧皎《高僧传》卷十五《释道儒传》。

②唱导科总论。

南朝末年，经师和唱导师的专业逐渐合流，通俗的宣讲逐步得到发展，到唐朝就成为“俗讲”。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当时长安有不少出名的俗讲法师，如左街的海岸、体虚、齐高、光影，右街的文溆等。其中的文溆尤其有名，甚至敬宗皇帝都“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①——

①《资治通鉴·唐纪》五十九。

俗讲有本子。据近年来一些人的考证，这本子就是发现于敦煌石室的“变文”。就现存的变文来看，内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演述佛经故事的，如《维摩诘经讲经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等等；另一类是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如《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孟姜女变文》等等。演述佛经故事的变文自然是俗讲师作的。演述历史故事或民间传说的变文，有的可能也是俗讲师作的。赵璘《因话录》说：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其甿庶易诱，释徒苟知真理及文义稍精，亦甚嗤鄙之。

《资治通鉴》胡三省注说：

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①——

①《唐纪》五十九。

所讲的内容不是空有之义，被人指斥为“淫秽鄙亵”，“徒以悦俗邀布施”，高明一些的释徒“亦甚嗤鄙之”，可见未必都是佛典之内的事了。

变文用的几乎都是散文韵文交替的体裁。内容故事性强，有丰富的想象，生动的描写，繁缛的铺叙，所以在唐、五代时期成为群众喜爱的俗文学作品。下面举两段为例。

1．经云：“于是文殊”乃至“入城”。

文殊受敕，领众前行，声闻五百同随，菩萨八千为伴。于是庵园会上，听众无边，陪大士尽往于毗耶，从文殊同过于方丈。时当春景，千花竞笑于园林；节届青阳，万木皆荣于山野。由是文殊师利亲往方丈之中，遂设威仪，排比行李。于是宝冠覆顶，璎珞严身，辞千花台上世尊，问一丈室中居士。龙神引路，菩萨前迎。瑞气盈空，天花映日。幢幡乃双双排路，龙节而队队前行。毫光与晃日争辉，雅乐与梵音合杂。菩萨八千侍从，声闻五百同行，一时礼别慈尊，尽赴维摩问疾。是时也，人浩浩，语喧喧，杂沓云中，欢呼日下。遏翠微之瑞气，散缭绕之祥霞。肉发峨峨，珠衣灼灼。曳六铢之妙服，戴七宝之头冠，蹙金缕以叠重，动香风而逦迤。领雄雄之师子，举步可以延风，座千叶之莲花，含水烟之翠色。领天徒之众类，离佛会之庵园。天女天男，前迎后绕，空中化物，云里遥瞻。整肃威仪，指挥徒众。毗耶城里人皆见，尽道神通大煞生。

文殊队仗实堪夸，暂别牟尼圣主家。

迎引仙童千万队，相随菩萨数河沙。

金冠玉佩辉青目，云服珠璎惹翠霞。

师子骨仑前后引，翻身却坐宝莲花。

……（《维摩诘经讲经文·文殊问疾卷》）

2．六师闻语，忽然化出宝山，高数由旬，饮岑碧玉，崔嵬白银，顶侵天汉，丛竹芳薪。东西日月，南北参辰。

亦有松树参天，藤萝万段，顶上隐士安居。更有诸仙游观，驾鹤乘龙，仙歌缭乱。四众谁不惊嗟，见者咸皆称叹。

舍利弗虽见此山，心里都无畏难，须臾之顷，忽然化出金刚。其金刚乃作何形状？其金刚乃头圆象天，天圆只堪为盖；足方万里，大地才足为钻。眉郁翠如青山之两崇，口塅塅犹江海之广阔。手执宝杵，杵上火焰冲天，一拟邪山，登时粉碎。山花萎悴飘零，竹木莫知所在。百僚齐叹希奇，四众一时唱快。故云金刚智杵破邪山处，若为：

六师忿怒情难止，化出宝山难可比。

崭岩可有数由旬，紫葛金藤而覆地。

山花郁翠锦文成，金石崔嵬碧云起。

上有王乔丁令威，香水浮流宝山里。

飞仙往往散名华，大王遥见生欢喜。

舍利弗见山来入会，安详不动居三昧。

应时化出火金刚，眉高额阔身躯礧。

手执金杵火冲天，一拟邪山便粉碎。

外道哽噎语声嘶，四众一时齐唱快。

（《降魔变文》）

二、其他俗文学作品所受佛教的影响

（一）传布方式

中国的俗文学作品，起初几乎都是对听众讲唱的底本。这种对听众讲唱的传布方式是僧徒所用，由寺院外流，直接传与诸色伎艺人的。唐宋以后中国俗文学作品的繁富兴盛，同对听众讲唱的传布方式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六朝时期的转读、唱导，唐朝的俗讲，集会的场所都在寺院里。集会有定期，名叫道场或法会。讲唱的内容，时代越靠后，故事的成分越浓厚，“邀布施”的目的越明显。这种讲唱故事以换取报酬的办法自然会有伎艺人来模仿，例如晚唐时期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的诗：

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

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

翠眉嚬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

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①——

①《才调集》卷八。

可见那时候讲唱变文的已经不限于僧徒，而且地点也不限于寺院了。

到宋朝，情况有了更大的变化，讲唱故事名为“说话”，场所由寺院搬到瓦肆（市场）。据孙楷第先生考证，宋朝“说话”（即后来所谓“说书”）有四家：一是“小说”，即银字儿，包括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说铁骑儿；二是“说经”，包括说参请、说诨经、弹唱因缘；三是“讲史书”；四是“合生”和“商谜”①。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说：

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

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条“说经诨经”的名手是：——

①《宋朝说话人的家数问题》（《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长啸和尚，彭道（名法和），陆妙慧（女流），余信庵，周太辩（和尚，一作春辩），陆妙静（女流），达理（和尚），啸庵，隐秀，混俗，许安然，有缘（和尚），借庵，保庵，戴悦庵，息庵，戴忻庵。

可见这时期，尘俗故事的势力越来越大，演述佛经故事已经不能占据主流地位。但是说经的还有僧徒，由道场而伎艺场的递嬗痕迹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