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第201-250行） (5/32)

嗯嗯聲，哼哼聲，嘻嘻哈哈聲，響成一片。那幫畜生笑得不可開交。

我邊走邊說：“行啦，先生們，你們還是給我見鬼去吧。”

在又一陣貓叫狗咬般的喧笑聲中，我關上了門，脫了鞋，往床上一靠，撥了詹尼的電話號碼。

我們說的是悄悄話。

“嗨，詹……”

“嗯？”

“詹……我要是跟你講了，不知道你會怎么說……”

我頓住了。她也等著。

“我想……我是愛上了你啦。”

沉默了一會儿。她隨后回答的聲音真溫柔极了。

“我說呀……你這人盡是扯淡。”

電話挂上了。

我并不感到不快。也并不感到意外。

爱情故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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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在對康奈爾隊的比賽中受了傷。

說實在的，那都是我自己不好。比賽進行到了白熱化的程度，我卻偏偏在這個關鍵時刻犯了一個不幸的錯誤，竟把他們的中鋒叫作“加拿大癟三”。我疏忽就疏忽在忘了他們隊里有四個是加拿大人——后來明白，這四個加拿大人不但個個体格強壯，而且個個絕頂愛國，偏偏又個個都正好听見了我的話。我受了傷不算，還受屈辱：裁判罰的是我。而且還罰得很不尋常：故意打人，罰出場五分鐘！場上一宣布這個決定，你真應該來听听那幫康奈爾球迷是怎樣拿我奚落的！要知道這次比賽雖是爭奪“艾維聯”冠軍的關鍵之戰，可是老遠赶到紐約州伊錫市１來的哈佛啦啦隊到底不多。要罰出五分鐘哪！我爬進“受罰球員席”的時候，看見我們的教練气得在那里直扯自己的頭發。

１康奈爾大學所在地。

杰基·費爾特急忙翻過柵欄赶了過來。到這時我才明白原來我的右面半張臉已經給打得血肉模糊了。“哎呀，天哪天哪，”他一邊拿“止血筆”給我止血，一邊連連感歎。“真夠嗆啊，奧利。”

我默默坐著，兩眼呆呆地朝前直瞪。我沒有臉去看冰場，可我最擔心的事還是很快就在冰場上變成了現實：康奈爾隊得分了。那些紅衣球迷１大喊大叫，還怪聲喝彩。場上現在打平了。看這情形康奈爾隊很可能會贏球——要知道贏了這場球也就是贏得了“艾維聯”的冠軍啊。真要命！——我這罰出場的五分鐘還只剛剛過了一半呢。

１在西方，一些最忠實的球迷往往身穿与所愛球隊同色的衣服，集中坐在一起當啦啦隊。

在冰場的另一頭，勢單力薄的哈佛啦啦隊都愁眉苦臉，一聲不吭。此刻，雙方的球迷都已經把我給忘了。只有一個觀眾仍然把眼睛盯著“受罰球員席”。對，他在那儿。“如果會議結束得早，我一定設法赶到康奈爾。”就在哈佛啦啦隊的中間，坐著奧利弗·巴雷特第三——當然，他是不會跟著啦啦隊一起嚷嚷的。

老石面人隔著這鴻溝似的冰場，毫無表情地默默看著他獨生于臉上的鮮血最后終于被護創膏全部止住。你說他此時在想些什么呢？也許是在暗暗咂嘴？——還是在心里暗暗嘀咕？

“奧利弗，你既然這樣喜歡打架，為什么不干脆去參加拳擊隊呢？”

“埃克塞特是沒有拳擊隊的，爸爸。”

“咳，我恐怕真不該來看你們的冰球比賽。”

“你以為我打架是特地打給你看的么，爸爸？”

“咳，這又不是什么好看的。”

可是話得說回來，他心里的想頭又有誰能知道？奧利弗·巴雷特第二只是一座會走路、有時還會開口說話的拉什莫爾山１。簡直是個石面人。

１拉什莫爾山在美國南達科他州腊皮德城郊的布拉克岭，那儿的岩壁上雕刻著華盛頓、杰斐遜、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四位美國總統的巨型頭像。

老石面人此刻也許又在那里一個勁儿自夸自樂了：看看我吧，今晚到這里來看球的哈佛觀眾少得可怜，而我卻是其中之一。我奧利弗·巴雷特第三，要管銀行、要管其它等等的大忙人一個，還是特地擠出了時間，到康奈爾看一場差勁透頂的冰球比賽來了。看這有多了不起。（言下之意是：為了誰呢？）

觀眾又吼叫了，這次才真叫拼命狂吼了。康奈爾隊又攻進了一個球。他們領先了。而我卻還上不了場，還有兩分鐘得捱！我看見戴維·約翰斯頓滿臉通紅，怒气沖沖，朝我這邊滑來了。可是他連一眼也沒對我看，就緊貼著我沖了過去。我沒看錯吧，他的眼里那真是淚水？我是說，這一仗雖說錦標攸關，可是哭鼻子總不應該吧！不過再一想也難怪，我們的隊長戴維，一向是球運絕佳的：七年來，不論是在中學還是在大學，凡是他參加的比賽，從來就沒有輸過一場。說起來競像個小小的傳奇故事呢。何況他今年是“大四”生了。更何況這場球又是我們的最后一場硬仗！

這場球我們終于輸了個3比6。

比賽結束以后，經x光透視，診斷我并沒有骨折，于是理查德·塞爾策醫生就在我臉上足足縫了十二針。杰基·費爾特一直在醫務室里打轉，纏著這位康奈爾大學的校醫叨叨，說我的飲食有問題，說我要是能服用足量的鹽片，也不至于會弄到今大吃這樣大的苦頭、塞爾策醫生沒有理他，對我卻提出了嚴重的警告，說是我差點損傷了“眼底”（那是個醫學名詞），為謹慎計，最好一個星期不要打球。我謝了他。他走了，費爾特釘著他要再談談營養問題，也跟了出去。好了，這下就剩我一個人了。

我慢慢洗著淋浴，小心翼翼，不讓水沖著了我受傷的臉。奴佛卡因的麻醉作用漸漸不管事了，可是說也奇怪，我倒宁愿感到疼痛。因為你想想，我今天捅的婁于難道還不大嗎？我們把冠軍丟了，大家一直那么好的運气這一下全砸了（我們一些“大四”生都是四年來從沒輸過一場球的），連戴維·約翰斯頓的好運气也完了。盡管過錯也許并不完全在我，然而當時我卻覺得仿佛事情都該由我負責似的。

更衣室里一個人影也沒有。大伙儿一定都已經上汽車旅館了。大概他們誰也不想見我、誰也不想跟我講話了吧。我忍著嘴里這股苦得要命的味儿——我心中難過得連嘴里都覺得有股苦味了——收拾好衣物，往外走去。紐約州北部的荒野上寒風凜冽，盤桓未去的哈佛球迷寥寥可數。

“臉傷得厲害嗎，巴雷特？”

“沒問題，謝謝你，唐克斯先生。”

“你恐怕應該來一塊牛排呢，”響起了另一個熟悉的聲音。說這話的是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叫人用這种古方來治打腫的眼睛１，這話也真只有他才說得出來。

１是指在打腫的眼眶上貼一塊生牛排。

“謝謝你，爸爸，”我說。“醫生已經給治過了。”我還指了指塞爾策醫生在縫十二針處給我數上的紗布塊。

“我是說讓你吃牛排呢，孩子。”

吃晚飯時，我們照例又作了一次話不投机的談話。這一套永遠循環不息的談話，每次總以“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開頭，以“有什么事要我幫忙嗎？”結束。

“你這一陣子過得怎么樣啊，孩子？”

“很好，爸爸。”

“臉上疼嗎？”

“不疼，爸爸。”

其實傷口這會儿已經疼得要命了。

“我想下星期一讓杰克·韋爾斯給你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