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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今年第一期的《建筑业导报》，其中的《北京地铁建设大事记》很有价值。地铁一期工程是文革期间高质量完成的，新中国最伟大的建筑工程多数是文革时期完成的。地铁在1976年9月18日停运一天，另在1989年6月3日到4日停运过。关于北京胡同的调查也非常有价值，北京已经公认是一座不适合居住的城市了，但人口还在继续膨胀，建设还在疯狂发展，历史不可能倒退，只能在前进中思考如何减少损失和危害，正如我们只有在继续吃垃圾食品的日子里思考如何排毒。

2005年12期的《书城》里有几篇文章不错。邵迎建谈张爱玲看《秋海棠》很细致，陈平原的《教育三题》讲得非常有道理。陈老师看出当今已经没有师道尊严，说“师道不能合一，这是个大趋势。”还有“人格上平等但专业知识悬殊的师生之间，如何保持良好的互动？”现在一些学生，自以为人格平等就可以随便侮辱教师，自己道听途说了些个可怜的“常识”，就自以为是地以辩论的口吻质问老师，这在北大清华人大这样的学校里尤其突出，结果一般是教师不屑于搭理，学生便更加得意忘形，恶性循环，贻害社会。一些学生以专门反对政府为荣，这其实恰恰是过去“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极端政治思维。而恰恰是这些学生，所依凭的知识，却都是从官方的教育得来，或者从英美作为高端的强势媒体得来，例如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对三年饥荒的推断，对伊拉克局势的分析等。

我一次讲鲁迅，一学生冷气森森地质问我：“鲁迅当汉奸的事情，你为什么不讲！”说完不容我回答，便不屑一顾地扬长而去。这学生大概从哪里看到过攻击鲁迅亲日的文字，便自以为掌握了一个真理，便认为我隐瞒了重大的历史真相，于是对我的人格极端蔑视，以无比崇高的姿态，把我这个“伪学者”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幸好他还质问了我一句，让我明白我“浅薄”和“无耻”在什么地方了。我知道肯定还有某些学生连质问都懒得。这些学生用过去的话说，真是“左得可爱”，文革中那些今天仍然要批判的不好的事情，其实就是这样的学生做的。号称特立独行的，不一定就是理性的，更不意味着是善良的，希特勒集团就是特立独行的，汪精卫也是特立独行的。

同期里吴晓东评论贾樟柯的文章也很棒，显示出晓东一贯的忧郁中的冷静。最后介绍的“新法西斯主义”与第四次世界大战一文也很好，布什发动的第四次世界大战已经开始，资本主义就意味着战争，亚理士多德和歌德早都预言过了。民主自由和市场经济等谎言已经俘虏了许多同胞的心灵，幸好沉睡的国民还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自我觉醒，幸好中国还有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和巨大的人口，更有祖先留下的打不烂拖不垮的泥沙俱下的酱缸里藏着元宝的多元文化，再加上毛泽东邓小平留下的国民经济支柱和强大的国防。文明的决战已经开始，但正如孔子没有看到汉唐盛世一样，我们这一代人也看不到全球文化真正平等交融，地球村欢乐祥和，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跟亚伯拉罕喝酒吃肉、猜拳行令的那一天了。

昨天去中文系取了高教社快递来的通俗文学史校样，这几天要校对出来，完成范伯群先生对我的嘱托。天下大事，吾辈当思考、当发言，但更重要的，是做好手边的具体工作，在一粥一饭里，去体悟天道。借用一句布什的不知羞耻的话说：正义受到了攻击。所以同胞们不宜再“彼此相贼”（严复语），要认真而冷静地学习美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长处。学而时嘻之，不亦乐乎！

过年放假吧？

过年啦，咱们是不是放假三天，不跟那些电视台抢频道啊？也让大家都休息一下。看到有的朋友几乎天天来我的博客，十分感动。我这个银吧，表面上没心没肺的，其实贼柔情！有个铁哥们儿训斥我说：你小子就是离八次婚、坐九次牢、砍十次头，也改不了你那份儿假仁假义，非让人骗得一无所有不可。我说：大不了就当个张无忌嘛，人的生命本来就是赚的，我们到底有啥亏可吃的？

添加的音乐《金色的炉台》引起了水平比较高的争论，这本身就说明了乐曲的魅力。争论的目的不在于争个对错高低，而是通过争论理清自己的思想，吸取别人的智慧。不过这么好的东西不能天天听，春节后我换个下里巴人的吧。

我的音乐素养很低，连五线谱都识不全，也买不起钢琴古琴流感禽，不过是个喜欢而已。平时听点巴赫舒曼舒伯特啊，贝多芬莫扎特瓦格纳啊，没事就唱点京剧评剧豫剧粤剧黄梅戏，搭配些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真民谣假民乐什么的。瞿小松在《读书》上有篇文章，说游遍了西方音乐的海洋后，才知道中国音乐是真正的音乐。这话我不敢贸然赞同，但我知道他要纠正的是什么。我面对面听过当今古琴第一大师李祥霆先生的演奏，他请我们当场命题，我说了个“逍遥游”，李老师略作沉思，一段奇妙的乐曲便翱翔在大厅里。李祥霆说：再高雅的音乐也要能够打动人，否则就是装神弄鬼。我说，我不懂音乐，但我们学术界确实是装神弄鬼的家伙越来越多了。

今天读了“百家讲坛”系列丛书《品读水浒》，里面的九讲都还可以，最喜欢周先慎讲的林冲。我大学本科时古代文学史的最后一段就是周先慎讲的，扎实，过瘾。我当中学老师时也非常喜欢讲他的《简笔与繁笔》。还读了一点南开大学出版社的《水浒传资料汇编》。又读了一遍法国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我喜欢童心的作品。翻阅了信恒的文集《我是庄酷四十四》，信恒旁听过我的课，他说话有生理障碍，我鼓励他的写作，也帮他推荐过。北大很多旁听生都比正式学生有出息。有的北大学生逃课、作弊、撒谎，有的不懂装懂，到社会上骗人。昨天发现两份抄袭的作业，一律给了0分，我最痛恨无偿占有他人劳动的行径。

另读了毛泽东1949年10月20日派王稼祥担任驻苏联首任大使给斯大林的介绍信。开头就写“斯大林同志：兹介绍王稼祥同志给你……”结尾写“致以同志的敬礼！”简洁明快，大方得体，没有丝毫奴颜媚骨和半句恭维客套，也没有倨恭傲慢的自大无礼，真是大国气象，渊停岳滞。历代中国帝王哪个能比，真值得现在的外交人员认真学习。不过，斯大林看了肯定心中不快，后来的赫鲁晓夫就更是掩藏不住对中国的气愤。苏联一直憋着想收拾中国（我小时候黑龙江人人练武、年年备战），可后来反被中国联合美国给收拾了。毛泽东、尼克松那代政治伟人真是摆弄地球如摆弄地球仪一般，谈笑间樯灰橹烟。

鸡零狗碎的双子年，上半场就要结束了。三天后俺再来时，就是下半场了。明年有的人会多管闲事，有的人会看人比较低，有的人会假装吐出象牙，这是需要提前告诉朋友们警惕的。这几天还来看我博客的朋友，祝你们春节愉快！那天听术术妹子说，新浪的许多工作人员喜欢看我的博客解闷，那我特此向值班的弟弟妹妹问候了。

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在这险恶的时代浪潮里，有时不得不拿出点庸俗和野蛮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但在我们的心底，都永远呵护着那份稚嫩而坚强的真和善。即使被时代的浪潮摧残得鸡零狗碎，那也可以借用一句著名的诗说：敲碎了，我片片都是忠诚！

唵吗呢吧咪哄！

今晚七点去凤凰卫视

今晚七点我在凤凰卫视的直播节目中说几句关于安全问题的闲话。一会就出发了。过客先生看我这里不顺眼，这是他的自由，他的批评也没有使用不文明的语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吧。昨天加上的音乐引起很多评论，有人感动，有人不喜欢。从纯艺术的角度说，这是新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是先锋艺术与中国人民命运结合的辉煌精品，现在的艺术家创作不出来的。即使不考虑其历史背景，有音乐慧根的人也自然会被打动的。

不过，饺子不能天天吃。文革的艺术虽然好，但是天天让人民听，人民就烦了，一气之下就改吃麦当劳了，管他垃圾食品不垃圾食品呢。等我有空时，换点通俗的。鲁迅先生说：“博客须时时更新。博的人多了，便都成了客。”信哉！

夜色阑珊

今天又很晚了，刚从凤凰卫视回来。今晚是到“一虎一席谈”节目做嘉宾，辩论属相跟命运有没有关系。我认为没有科学关系，这只是一种心理抚慰，是当前休闲文化所需要的“锦上添花”。

有朋友问我首页的设置问题，我也不懂，是新浪的朋友帮助我弄的。包括今天增加的音乐，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曲子，从里面可以听到我金色的童年。谁说我小时候的时代是黑暗的时代？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终有一天，被颠倒的历史还要被颠倒回来，那些在矿井下屈死的冤魂会合上他们愤怒的双眼。

话又说多了，真话是不得人心的，中国人并不喜欢鲁迅。还是假装幽默吧。在这如泣如诉的夜晚，无数的街灯，努力睁大着迷茫的眼。善哉，善哉！

啊，平型关

06年1月24日星期二阴

早上拥被读罢了《社会科学论坛》今年第一期上北大历史系杨奎松教授四万多字的长文《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史实重建问题》，很有收获。

平型关战斗是我关注的战史问题之一，林彪也是我所认为的古往今来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但是对平型关战斗的叙述历来材料庞杂，数字混乱。杨文能够超越国共日三方的立场，客观地从材料对比中努力推断出历史真相，一时解决不了的就存疑，非常可贵。以前我们因政治需要，夸大了战果，而近年来又在逆反心理作用下，贬低共产党的功绩，夸大国民党的威力，实际上还是政治思维——不过是反革命政治思维罢了。不论如何，平型关战斗是抗战以后中国的第一个大胜仗，打出了军威党威，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其历史意义是不能否认的。杨文的结论跟我自己业余研究的判断基本相符，只是作者过于依靠史料和一般性的“规律”，推理过分谨慎。对军事似乎不太内行，导致细节上有点问题。例如“根据战场一般的伤亡比例，死伤之比为1：3，故3000人伤亡，死亡一般应在千人左右。”这分明是既僵化又错误的推断。1000：（3000－1000）怎么是1：3呢？况且不同的战斗局面，结果也不同，如是不是歼灭战，火器程度，顽强程度如何等，都影响伤亡比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可以俘虏，而日军多数顽抗到底，最后还要学习狼牙山五壮士，砸毁武器再自杀殉国，这些因素恐怕都是必须考虑的。

现在根据诸多研究成果，可以明确的是，平型关战斗本来是第二战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一次军事行动，林彪等指挥官根据形势变化，准确捕捉了战机，果断决定以主力部队打一次歼灭战。为配合伏击，同时进行了阻击战，这是典型的“林彪玄冥掌”。具体投入了哪几个团，目前说法不一，但基本是老红军的家底，八路军的精兵。大约一共使用了杨得志、杨勇的部队3000多人，占林彪的115师的约四分之一。被歼日军主要是坂垣师团的辎重部队和赶来援救的部分战斗部队，其中可能有韩国兵和中国役夫，另外还有些伤愈的伤兵。辎重部队不等于一般的“后勤人员”，其警卫部队也是具有较强的战斗力的。台湾学者强调辎重部队为“非战斗部队”，用词大体不错，但其实别有用心。一般的“非战斗部队”能够在被团团包围、穿插分割的情况下迅速组成战斗小组，还能集中火力反冲锋、占领老爷庙制高点吗？“非战斗部队”的士兵能够拼刺刀时一个人对付几个八路军吗？

日军入伏部队大体分两处被歼，具体地点仍有待进一步实地考察。歼灭日军人数既不是曾经宣传的几千甚至上万人，也不是台湾学者极力贬抑的不足200人。杨文非常保守地认为是四五百人，但我仍然认为应该大约千人。八路军死伤约400人——后来为了申报抚恤，上报蒋介石是600人甚至更为夸大。以精锐之师，打的是伏击战，最英明的将领指挥，对方又非主力战斗部队，猝不及防，没什么重武器，虽然八路军装备更差，弹药不足，又是第一次跟日本人干，但还不至于双方伤亡比只有1：1吧。杨文说此后八路军打日军的伤亡比都远高于此，这也是不准确的。例如著名的宋庄战斗，八路军的两个连依托村落工事血战16小时，打得两千日军几乎精神崩溃，坂木旅团长以下官兵600余人被打死，300余人负伤，伪军伤亡约200人，合计敌方伤亡超过1200人(另一说为860人)。而八路军阵亡32人(突围时9人)，负伤41人(突围时14人)，总计73人（包括4名连级干部）。所以说平型关战斗消灭千把日军是不必再自我压抑的。按最保守的数字，仅辎重队一处战场，光汽车就烧毁约70辆，还有约70辆马车，就算是普通商队，每辆车上至少还得有两三个人吧（按当时日军编制，每车至少7人），难道说3000多八路军的精英打了大半个白天，就消灭了这点日本的司机和车把式，自己竟然伤亡了400多，那日本鬼子也太神了，那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巧渡金沙江、飞跃腊子口那些仗都是怎么打的啊？

以前说平型关战斗国民党军队袖手旁观，这是不准确的。因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命令八路军配合国军，而国军在正面战场打得又笨又惨，根本抽不出手来帮助八路军。15万国军对3万日军，8天的时间，国军损失4万，日军仅损失3千（包括平型关的损失）。国共双方当时是有意配合，但力不从心，加上情报不灵通。林彪与增援日军形成对峙时，苦等国军不到，只好撤出战斗，并打电报发牢骚。而国军赶到太晚，反被日军大举围攻，平型关最终仍然陷落。今天指责国民党不抗战或者共产党总打游击战都是不近人情的，主要还是国家太弱了，军事太弱了，宁死不投降就已经是好样的了。我父亲是山东的老八路，他说拼刺刀三个八路军才能干掉一个日本鬼子，我小时候还以为他是个孬种呢，后来看了彭德怀的文章，才知道是真的。直到抗战末期，也要一个半八路军才能对付一个日军。至于国民党的军队，多是抓来的壮丁，简单训练一下就送去当炮灰，七八个打不过人家一个，就更不难理解了。

平型关战斗缴获枪支原来宣传1000多，现在能够核实的只有100多。所有军队都会根据需要夸大或者缩小战果，这是政治需要，不必指责。研究者要做的是从中发现问题。缴获枪支少，一是因为辎重部队枪支本来就少，日军一个2万2千人的机械化师团，步枪大约5千支，辎重部队的步枪比例肯定更小。二是日军陷入绝境后，从容砸毁了许多武器，其“英雄气概”一点不比咱们差。三是八路军太穷了，一些官兵“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685团平型关战斗详报），没有统计上来。当时很多官兵大发洋财，都自己换上了日军的行头，林彪也披着一件日本军大衣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结果乐极生悲，被阎锡山的士兵误认为鬼子，一枪打中了内脏（民间传说是打中了那话儿，从此不能跟叶群同志那个了）。我还看过这样的故事：民兵误认缴获的日军骨灰盒是罐头，打开就吃，呛得直吐。林彪后来治军极严，违反纪律的严惩不贷。一个营长跟女房东自愿相好，全村老乡给求情，结果还是拉出去毙了（按理说这是“拥军爱民”的典型啊），所以四野才出了那么多英雄，成为模范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军。

杨奎松教授指出战史研究中存在着互相抄袭、生吞活剥的现象，我深有同感。战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相当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懂一般的历史，还要懂一些军事、政治、心理、语言、文学、社会、地理。既不能轻信非第一手材料，也不能轻信所谓“第一手”材料。所有的回忆都存在着主观性，对战争的回忆更是不可避免地搀杂着感情。在严守史料的同时，必须穿透史料，把握历史的“本质真实”。

学术研究，往往是在资料不够完整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学术研究上，有时候应该向军事家学习，军事家就是在资讯不完整的条件下，借助经验、智慧和勇气，力求做出准确的判断，并随时调整部署，不为面子，不守教条，不固执己见，一切为了胜利。当年四野的战士都迷信林彪，到处传颂“跟着林总打胜仗”，就因为林彪像做学问一样地打仗，胜仗打得漂亮细腻大手笔，败仗也打得不慌不乱不崩溃。可惜老林家祖坟风水不好，兄弟下场都那么惨。当林彪坐着三叉戟向温都尔汗飞去时，他可曾向平型关那边望上一眼？林彪是一只深居简出的孤独的鹰，虽然当过“副统帅”，也不大善于出来做秀。普通老百姓对他没什么热烈的感情，总是用“奸臣忠臣”的眼光看待高层斗争。民间传说：林秃子偷了毛主席家的三只鸡，坐着要往苏联跑，结果嘟嘟嘟——摔死啦！一代枭雄，留下了多少政治之谜、军事之谜。我们尽管努力去挖掘、去考证、去推断，但我们真能知道历史的“本来面目”吗？

啊，平型关。

后小年

北方是农历腊月廿三过小年，南方一般是腊月廿四。很多人奇怪这是为什么，我说就好比本来春节是正日子，可是最欢乐的却是除夕。本来25日是圣诞节，可是最荒诞的却是24号晚上，号称什么“平安夜”（此夜交通事故和猝死率等皆倍于往常）。所以说，凡是重要一点的节日，都要过两天，现在连周末都改成两天了，那么小年分为南北两个有什么不可理解呢？我们可以在北方的家里祭一次灶，再飞到南方的丈母娘家里补祭一次，礼多人不怪么。如果那些小肚鸡肠的学者非要较真儿，就告诉他们，俺这是“后小年”。

今天起床比较晚，在厕所里继续读凤歌的《昆仑》，确实得了金庸的神髓，读得我不时忘了自己是干什么来了。

昨夜剩下一个水晶包子皮儿，便剥开一个茶鸡蛋，用包子皮儿裹了，一口咬去，呣，真香。算俺又发明了一种美食：冰肌玉骨。

到资产部办事，没有人。给刘主任发了短信，回复我可以打电话找值班的。去银行办理了牡丹卡密码，下楼用电话查询了余额。这时已经到了10点25，便赶到中文系接受高晓春等人的采访。谈得兴起，便发挥了许多。中间凤凰卫视的胡一虎电话，邀请做节目。

中午步行去吃馄饨侯，想起曾经跟一个可怜的浑人在这里吃过，不禁胃口大开，便又要了一屉小笼包。心里编了两句歌词：“每次走过这间馄饨侯，泪蛋蛋跟头把势就往肚里流，屋里坐的都是大浑人，毛眼眼忽闪忽闪就直冒油。”

下午去学校办事，不料竟然停电，全校停止办公。学生一放假，学校里就什么乱子都出。想当年我当中文系学生会主席的时候，我们学生激烈反对的事情，学校往往都是妥协答应，然后趁假期学生回家，突然实施，这就叫调虎离山、瞒天过海也。

黄昏时胡少卿来送《匹马西风》第二次印刷的样书。胡外和内细，堪当重任。傍晚去好园宾馆参加老科协团拜会。就在我工作过的二中旁边。有人问妇联的宾馆为什么叫“好园”，我说：“好者，女子也嘛。”程部长的讲话很有老一代革命家的水平，杨会长原来是邓小平同志的秘书，怪不得我看老人家一副老将军的气魄。我说，1984年，我是国庆游行队伍的北大仪仗队成员，那幅著名的“小平您好”，就是我的同学打出来的，那本来是违反纪律的，幸亏打出来的标语表达了当时全国人民的心声，结果成了最令人喜出望外的新闻。

归途跟张文增老师等谈了当年聂元梓的事情。聂元梓本是吉林省委宣传部长，堂堂十三级干部，调到北大当了哲学系总支书记，写了著名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风云一时，功过难评。去年看到她的文章，说季羡林老先生把文革中的错事都推到她身上，有欠公平。她还指出季羡林在文革中及文革后的很不光彩的事情。不知道百年后，究竟季羡林还是聂元梓是正面形象。

今天收到许多报刊，整理了半天。妹妹说要送我毛衣，大概是觉得我的衣服太给家里丢脸了吧。我一直到上大学，都穿着带补丁的衣服，既不觉得寒碜，也不以此为荣，随便惯了。北大里比我穿得破的有的是啊。

不能多写了，要尊重纪委对我的监督。一篇日记空流水，空里流霜不觉飞。过完小年过大年，乖乖宝贝都都都都——飞！

北大的工人

我前天自称“北大老工人”，有的朋友以为我是调侃工人，看不起劳动人民，实在是误会在下啦。今天转贴一篇北大工人的发言稿，请大家从“道之所在，每下愈况”的角度看看什么是北大精神，请大家看看一个学校是不是非要培养出几个政治局委员才叫务实、才叫有出息。我和韩毓海这样的所谓人民教师，如果不好好工作，对得起那些真正的“北大老工人”吗？

在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办的“爱？生活”系列活动之“十佳菜肴、十佳食堂服务员”评选颁奖仪式上，黄淑艳代表获奖人员发言。她在获奖感言中讲述了自己在北大工作的经历，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以下是黄淑艳在颁奖仪式上的发言：

尊敬的领导、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我叫黄淑艳，是面食部的员工。我做梦也没想到能站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被评为北京大学的十佳服务员。

请大家原谅我声音的嘶哑，因为我们面食部的工作非常艰辛，厨房小，噪音大，我每天要面对上千次的提问，以至嗓子长期嘶哑。

我来自河北玉田农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务农，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来到北京大学——这个让我既崇敬，又觉得十分遥远的地方。我能在这里为广大师生服务，感到十分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