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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库兹涅佐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抵达北京，开始同中国进行认真的边界谈判。

勃列日涅夫的手指，终于远离了红色的核按钮。

二

1969年12月3日，阳光明媚，微风轻拂，是初冬里难得的好天气。

波兰华沙国家文化宫的一个大厅，正在举行南斯拉夫时装展览会。各种面料、各种款式的服装千姿百态、色彩缤纷。演出台上，身材颀长、曲线玲珑的女摸特，伴着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娉娉婷婷地踏着一字步，或行进、或定格、或夸张地摆动肢体、或互相勾牵着变幻造型……。迷人的表演鼓动着大厅里如潮的观众，台下不时爆发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美国驻波兰大使袄尔特·斯托塞尔出现在人头攒动的人群里。由于他身材非常高大，加上他特殊的身份，使他格外令人瞩目。

尽管南斯拉夫实行了开放政策，同两方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时装展览会不带任何的政治色彩，但斯托塞尔的光临，还是引起了小小的轰动。许多敏感的记者端着照相机，费力挤到他身边引前呼后拥地簇围着他，或频频拍照、或提出一连串关心的问题请求回答。

斯托塞尔心不在焉地敷衍着记者的提问，目光却在人群中四下搜寻。显然，他感兴趣的不是时装，也不是台上那些风姿迷人的女模特。

二个多月前，斯托塞尔两次接到了白宫基辛格博土打来的电报，要他务必在公开场合同中国大使馆的高级官员会谈一次，转达美国想恢复中美华沙会谈的愿望。新闻照片上要出现他真诚地微笑。斯托塞尔认为这种要求令他难堪，况且自己的顶头上司是国务卿罗杰斯，基辛格只不过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根本投资格对他指手划脚，所以看完电报便搁置一边，根本未与理睬。三天前，基辛格又打来一封屯报，语词异常峻厉。报文中说：“如果你不想采取行动的话，我会另外换一个人去接替你。。”

斯托塞尔这才有点恐慌，和圈内人一打听，才知道自己犯了官场之大忌。基辛格的作用远非只是一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他参与了美国几乎全部对外政策的设计和制定，深得总统尼克松的宠爱，甚至是总统政治生活中须臾不离的亲密伙伴，在内阁官员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超过罗杰斯。

为了使他进一步了解基辛格，一位好心的朋友特意送给他一本美国刚出版不久的《生活》杂志，其中有一篇文章描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情况：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们来到了白宫的内阁会议室等待尼克松。他们是国务卿罗杰斯，国防部长莱尔德，紧急计划局长乔治·林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中央情报局长赫尔坶斯，还有副总统阿格纽。

一会儿，会议室与总统办公室连接的右边房门打开了，一个人走了进来。此人不是尼克松总统，而是基辛格。基辛格一边态度随便地用姓名的爱称向在座的各个军政要员打招呼，一边从容地在总统左边的椅子上就座。他手里拿着一个夹着文件的黑夹子，夹子的厚度，预示着今天会议时间的长短。基辛格夹子里文件只有一个副本，它正摆在总统座位前的桌面上，那是谁都不能伸手去翻阅的。只有基辛格一个人知道总统

今天想些什么，要在会议上讲些什么。总统是国家安全委取会的法定主席，会议怎么开，要作出什么决定，当天早上他已经找基辛格商量好了”。

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个助手提醒大家说：“先生们，总统来了。”

尼克松胸有成竹地从右边门里走进来，在当中主席的位置上就座，例行公事地瞄了所有的与会者一眼。这时，与会者都稍为有些紧张，只有基辛格是例外，他令人莫测高深地微微笑着。

尼克松宣布开会了。他简单扼要地讲明今天开会的内容，然后，头微微朝左边一扬：

“亨利，你把可供选择的方案给我们谈一谈吧！”

基辛格首先清了清嗓子，用清楚沉着的语调，简要地讲明早就准备好了的方案。

尼克松仰身背靠座椅，微笑地听着他当天已经批阅过的内容。基辛格好像又回到哈佛讲坛上，不过听讲的已不是学生，而是美国内阁的成员及其高级助手，基辛格抑扬顿挫地讲着，时而强调一下重点，时而解释一下不好懂的字眼，时而另外翻开一些本子，旁征博引。

……。

斯托塞尔看到这里，只觉眼皮别别直跳。

“这哪里是一个安全顾问?简直是总统第二”。

斯托塞尔觉得自己恍如跳进一个漆黑的洞穴，身体在急速地下落。

“快，快去打听，中国官员会在什么地方出现?”斯托塞尔惶急地对属下们喊道。

现在，斯托塞尔循迹追来了。

蓦然，人高马大的斯托塞尔在攒动的人群中发现了对面橱窗前穿中山装的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

他用力拨开阻挡在身前的记者，目不旁视地迳直走了过去。

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前来观赏南斯拉夫的时装展览会，完全是出于外交礼仪。此到，他正兴致勃勃地观看橱窗里陈列的各种衣料，罗翻译从身后捅了捅他，悄声说：“美国大使斯托塞尔走过来了，好像要同您说话”。

雷陌举头，视线正好同斯托塞尔射来的目光相对。

“哈罗！”斯托塞尔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雷阳身上的血液似乎轰然涌上头顶。

中、美两国是敌对20竿的冤家，尤其是刚刚经历过文革冲击的各级官员，“里通外国、苏美特务”的帽子的确吓人。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成“叛徒”、“特务”、“内奸”，何况他一个小小的临时代办，况且没有接到外交部的有关指令，在这种公众场合热情握手、友好寒喧，不知将会在国内掀起多大的波浪。

雷阳扯了一把罗翻译，转身就走。

斯托塞尔急了，加快了步子。

雷阳似小跑般走出大厅下了楼梯，靠近了大门。

斯托塞尔穷追到楼梯边，眼看雷阳就要失之交臂，情急无奈之下，他用波兰话大喊起来：“中国代办先生，我有话对您说，美国对同中国会谈十分感兴趣……”

雷阳脚步未停，出了大门，踏进轿车，马上驶回大使馆去了。

斯托塞尔冲出大门，望着远去的车影扼腕叹息。

第二天，西方几家重要报纸刊登了这个消息、“斯托塞尔追雷阳”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

12月3日晚，中南海西华厅。

周恩来批阅晚间文件时，看到了雷阳发来的情况报告。

周恩来忍不住笑了。

文革以来，周恩来好久没有这样开心地笑过。以至给周恩来端来小米粥的邓颖超，看到周恩来愉悦的神情，也惊奇地问：“恩来，什么好消息呀?这么高兴!”

周恩来将这件事重复了一遍，邓颖超也掩嘴吃吃地笑了起来。

周恩来的笑，不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具有喜剧色彩，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信号，中、美之间风摧雪压20年的坚冰就要打破了。

1969年12月11日，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接收到中国大使馆送来的前往作客的请柬。正在为展览会的事烦恼的斯托塞尔捧着请柬，喜出望外。他生怕出什么差错，请翻译反反复复讲述了好几遍。在此之前，中美华沙会谈举行过134次，中国人不到美国使馆，美国人不入中国使馆。所有的会谈都是在中立地区进行的。

然而这一次，请柬上清清楚楚地写着是到中国大使馆作客，远不仅在华沙是第—次，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美国人按受到这种邀请。

难怪斯托塞尔会大吃一惊。

斯托塞尔惊喜地说：“我将小心地、高兴地从后门进入中国大使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