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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欲和纵欲的距离有多远？不过是一张纸。它们都是背离光明的人性和正常的人的感情的。不要相信高罗佩等人的话，其实我们的文化始终没能建立起一种健康的性态度和性观念，永远在极度的压抑和极度的放纵之中摇摆。金瓶梅正是明季世风的真实写照。在今天，我们度过又一个极度压抑的时期之后，毫不犹豫的走向极度的放纵。当我们的神经在色情毫无节制的冲撞中厌倦后，不知道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

《金瓶梅》小札与闲话红楼第7节

什么叫做“自然主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金瓶梅是一部“自然主义”的作品。不过，金瓶梅究竟怎样“自然主义”法，恐怕迷糊如我者居多。我是很反感这种把西方文学术语的帽子，强行套在中国古典作品脑袋上的荒谬做法。比如说《诗经》是“现实主义”的，而《离骚》是“浪漫主义”的；杜甫是“现实主义”的，而李白是“浪漫主义”的；《红楼梦》就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高峰”。这种生硬归类，偏偏为我们的文学批评所钟爱。

按照“自然主义”经典的定义，即：要求文学单纯记录直接印象，要求作家象自然科学家一样冷静、客观，不带感情色彩，不对所写的事与人进行社会与道德的评价。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自然主义的理论是很难完全贯彻到创作实践中间去的。作为创作主体的人，其主观色彩不欲渗透到作品之中，根本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

何况，中国小说的产生和发展，使它具有这样的特点：一，小说，尤其是白话小说，往往承担着“教化”的责任，哪怕作品的产生的实际效果恰与之相反。儒家的忠孝节义，佛家的因果报应，深深渗透到古典小说之中。第二，小说在中国，本是九流之末，巷流传的东西，就连作者对自己作品的定位也是如此。即使是命意最严肃的小说，也始终带有娱乐性质，游戏色彩。红楼梦这样伟大的作品也不例外。单这两点，就决定了，古典小说中几乎不可能产生“自然主义”的作品。

《金瓶梅》之“自然主义”，坦白地说，不过是对它令人很难接受的赤裸裸的性描写的讳称。中国人的性观念，是“说着丑，做着妙”（吕仙诗），金瓶梅非但长篇累牍的说了，而且坦率得惊人，评论者只好含含糊糊的讲，它的缺陷在于“自然主义”。然而即单以性描写而论，它也绝非“自然主义”的。它所描绘的生活，必然有现实所本。但是读者都知道，它的性描写，带有相当程度典型的男性性幻想成分。比如西门庆的性能力，谁也不会以为是“自然主义”的。作者对它的美化，甚至是一种阳具崇拜的遗痕。有人指出，二十七回出现的“赤帝当权耀太虚”具有一种象征色彩，金瓶梅正以男性力量极盛后的消亡来做结构框架的。

夏志清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评述金瓶梅时，举了一个例子，说书中对潘金莲的身体，两处描写明显的不一致。他认为，这细节的失实，使人们对金瓶梅的描写“失去了信心”。他甚至说金瓶梅是迄今为止他所讨论的小说中“最令人失望的一部”。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对这个细节特别感兴趣，我只能说，这种兴之所至的描写，在古典小说中随处可见，更谈不上是一种失败，不足以判断一部作品的高下。就像《窦娥冤》里赛卢医出场搞笑的念白绝不会损害它作为一部优秀的悲剧的地位一样。

正统文学史在赞扬一部作品时，往往以“深刻暴露黑暗现实”作为评判的标准。《金瓶梅》受到赞扬，原因在此。然而所谓暴露黑暗现实，基本每部小说作品都多少涉及。甚至三流末的作品，都不乏生动真切的描写。这不只是因为那本来就是小说作者无法回避的生活，而且是我们的文化笃信二元并立，阳与阴，黑与白，忠与奸，贞与淫……二元斗争根本就是很多小说推动情节的力量。金瓶梅在“暴露黑暗现实”上，并没有超过其余作品太多。不同的是，它的色调几乎是完全黑暗的，光明的尾巴非常稀薄。

其实，要说“自然主义”，儒林外史比它更接近“自然主义”。儒林外史并没有鲜明的黑白对比，而是深深浅浅的灰，（正统文学史总是欣赏范进发疯、严监生的两只手指之类戏剧性的东西，其实范进为官之后，和严贡生谋夺家产等部分，要尖锐深刻得多）虽然它还是掺杂了不少戏笔，但是它写尽了庸俗无聊之生存状态。惺园退士说：“慎勿谈《儒林外史》，读之乃觉身世酬应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也正因此，我以为儒林外史是一部比金瓶梅更使人压抑的作品。

《金瓶梅》小札与闲话红楼第8节

偷得着不如偷不着

据说一本无名氏写的《嫖经》有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婢，婢不如妓，妓不如偷，婢不如偷，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这话，俏皮又恶毒。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其实仔细一想，何止女子如此，人的本性就是“难养”，或者叫：人心不足。所以往往不肯珍惜眼前，只知道幻想将来，追悔过往。男女两性间的感情更是玄之又玄，没到手的时候，恨不能五体投地，鲜花供养；等落入掌心，天仙也不过就那么回事。越难搭上手的，里比多积蓄越高，自然也就越有兴头。

金瓶梅中，西门庆是生命不息，寻猎不止。他的女人们，来路五花八门，妻也有，妾也有，婢也有，妓也有，偷也有。他临死之前，还记挂着尚未偷成的何千户太太蓝氏。如果不是三颗春药断送了他早被酒色掏空的性命，勾搭上蓝氏也是早晚的事情。因为凭他的财富和权势，无论哪一种，来得都容易，以至于他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书中第一女主人公潘金莲出场时，曲曲折折写足了三回，始让他们“真个偷情滋味美”，最后犯了杀人大罪，才能把潘金莲弄进门。而李瓶儿也经过一番波折，才归了西门庆。如果不是这样，情节和人物就减色不少。

张竹坡曾给西门庆淫过的女人和潘金莲偷过的男人都开了一个单子。其实，女人偷情的自由程度远远比不上男性，对比一下就知道，潘金莲和张大户、武大郎是她当妻妾的“本分”，除了西门庆，她只和琴童、王潮、陈经济有一腿，实不能和西门庆相比。其中，琴童和王潮又不过是她临时找来填补一下（西门庆流连妓院不归和西门庆死后她被卖入王婆家待嫁时），王潮尤其是过场。真正认认真真偷的，是陈经济。

这就说到万历刻本（词话本）和崇祯本的一处不同。崇祯本对词话本的回目作了大量的改动，把原先不对称的回目收拾得对称了，也更雅驯一些。第二十八回回目，词话本做“陈经济因鞋戏金莲”，崇祯本做“陈经济侥幸得金莲”，单看回目，崇祯本会给人陈经济和潘金莲勾搭成奸的印象，其实这一回两人并没有机会好上，但是，通过丢鞋、拾鞋，潘金莲和陈经济把他们的暧昧上升到彼此心领神会的阶段，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趁机成其好事了。鞋，本来就是性的符号，在金瓶梅中，鞋的意象更有强烈的性意味（“金莲”就是小脚的代称）。陈经济和潘金莲的对白，说得似都是拾鞋这件事，其实是在互相挑逗，试探，直到达成默契。本回紧承二十七回“葡萄架”而来，金莲丢鞋、找鞋、咒骂、打人，直到当着西门庆的面，宣称要把秋菊找来的宋惠莲的鞋子剁几截丢进茅厕里，暗示她总是处在强烈的性饥渴的状态里。那种仇恨和妒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又暗写了西门庆和宋惠莲奸情。情节紧凑，充满张力，对白干净利落，又有很多潜台词，是很精彩的一回文字。

不要忘记潘金莲的身份是陈经济的岳母，通奸罪重，乱伦罪更重。此回之后，作者偏偏延延捱捱写去，潘金莲和陈经济总是随时抓住机会调情，但是又总是没有机会得偿所愿。读者就被放在一种焦虑之中：淫而黠如潘金莲者，肯定是要千方百计偷上的。但这一切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以西门庆的性格，万一发现了，比照琴童，她面临的惩罚只有更重，他们最后将如何收场？于是，延迟和期待中积蓄的张力，不断寻找着爆发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迟至八十回“潘金莲售色赴东床”，也就是西门庆死后，才最后到达。此后情节急转直下，奸情很快被吴月娘察觉，陈经济被逐，金莲被卖丧命。他们根本没有享受几日，就死生睽违了。因为其实作者真正要写的不是偷，而是偷不着。偷不着比偷着了还精彩。

也正因此，潘金莲在被西门庆剪了头发交给妓女踩在鞋底后，对西门庆已经毫无感情可言。虽然性的饥渴是她与陈经济通奸的主要动力，但是对陈经济她却是多少产生了点感情的。

如果说金瓶梅里的“偷得着不如偷不着”太猥亵，那么蒲松龄在《聊斋·娇娜》里的“色受魂与，尤胜于颠倒衣裳”，《史记·滑稽列传》里淳于髡对齐威王说：“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何尝不是深明此种“暧昧”的境界之美妙，和延迟与期待带来的快意呢。

《金瓶梅》小札与闲话红楼第9节

母性是一种奇特的情感

金瓶梅中有一个塑造得特别真实的人物，就是宋蕙莲。不少研究者都说，她是潘金莲的影子，一如晴雯之于黛玉、袭人之于宝钗。其实，潘金莲承载了比较多的“先行概念”，作者把她挑出来作为性恶的代表，笔墨固然浓烈饱满，但也因此不免于夸张。宋蕙莲更生活化，性格的层次更丰富。如果说潘金莲是大红大黑，她就是灰色的，各种基色糅合而成的灰色。

金瓶梅中的女人对性与利的追逐，使她们都不能免于无耻。宋蕙莲也是“淫妇”，她本名也叫金莲，是卖棺材宋仁的女儿，先当了蔡通判的通房丫头，“坏了事”（通奸被发现）被逐，嫁与厨役蒋聪，又和来旺儿勾搭上了。蒋聪斗殴被杀，来旺儿央了吴月娘，娶了她，改名蕙莲。这样一个女子，自然没有任何贞洁观念可言。书中对她的描写：“这个妇人小金莲两岁，今年二十四岁，生的白净，身子儿不肥不瘦，模样儿不短不长，比金莲脚还小些儿。性明敏，善机变，会妆饰，就是嘲汉子的班头，坏家风的领袖。若说他底的本事，他也曾：斜倚门儿立，人来侧目随。托腮并咬指，无故整衣裳。坐立频摇腿，无人曲唱低。开窗推户牖，停针不语时。未言先欲笑，必定与人私。”几句韵文很是生动，我们文化对于女性肢体语言的端庄有严格要求，宋蕙莲的姿态恰是典型的“不正经”女人的姿态，有意无意撩拨起男人性欲的姿态。

和西门庆家里其余仆妇并无二致，宋蕙莲既然有才色，就不肯安分。她刻意装饰以期引起西门庆注目，她目的也达到了。西门庆很快被她出众的容貌和怪异的装扮吸引——西门庆对女人是颇费苦心的，他一眼就对宋的紫袄红裙耿耿于怀，亲自挑了一匹“翠蓝兼四季团花喜相逢缎子”给她。

西门庆勾引蕙莲的方法和对付其余女人也并无二致，“我的儿，你若依了我，头面衣服，随你拣着用。”蕙莲稍稍表示了点迟疑，就投怀送抱了。和潘金莲不同的是，她投向西门庆，动力不是性，而是虚荣。勾引家主，能极大的满足她的虚荣。“蕙莲自从和西门庆私通之后，背地与他衣服、首饰、香茶之类不算，只银子成两家带在身边，在门首买花翠胭脂，渐渐显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她用身体换来的好处，就是她成功的标志。

西门庆和蕙莲第一次偷情就被潘金莲逮个正着。金莲态度凶悍，西门庆反而一味赔笑。盖家主私通仆妇，虽然于法不禁，到底于礼有亏。金莲随即将蕙莲列入敌手。她很清楚，自己的大敌，一是温柔和顺的异类如李瓶儿，一是更风骚的同类如宋蕙莲。和李瓶儿的斗争，她长期处在劣势；和宋蕙莲的斗争，她却有一个明显的优势：主仆之别。而且她在家庭里已磨砺得相当狠辣，蕙莲却是个没有修炼成形就要变怪的小妖。书中多次描写蕙莲的无知与轻狂，二十三回她与西门庆偷了一回，出来就得意忘形—?这蕙莲在席上，斜靠桌儿站立，看着月娘众人掷骰儿，故作扬声说道："娘，把长么搭在纯六，却不是天地分？还赢了五娘。"又道："你这六娘，骰子是锦屏风对儿。我看三娘这么三配纯五，只是十四点儿，输了。"

潜意识中，沾了点西门庆的“雨露”，她就自觉能与月娘等人比肩了。这种“会错意，表错情”显然很不招人待见，玉箫儿立刻声色俱厉斥责了她，提醒她注意身份，使她灰溜溜的。

她和西门庆山洞里一番闲口舌，被金莲窃听，更加重了金莲的恨意。她虽然对金莲赔小心，然而始终没有学会收敛。二十四回走百病——

那宋蕙莲一回叫：“姑夫，你放个桶子花我瞧。”一回又道：“姑夫，你放个元宵炮丈我听。”一回又落了花翠，拾花翠；一回又吊了鞋，扶着人且兜鞋；左来右去，只和敬济嘲戏。玉楼看不上，说了两句：“如何只见你吊了鞋？”玉箫道：“他怕地下泥，套着五娘鞋穿着哩！”玉楼道：“你叫他过来我瞧，真个穿着五娘的鞋儿？”金莲道：“他昨日问我讨了一双鞋，谁知成精的狗肉，套着穿！”蕙莲抠起裙子来，与玉楼看。看见他穿着两双红鞋在脚上，用纱绿线带儿扎着裤腿，一声儿也不言语。

这类小聪明、小把戏使她处处树敌，得罪了主子，又得罪了同伴。终于，潘金莲趁着来旺发现奸情，醉中讪谤之机，挑唆西门庆将之递解徐州，使蕙莲羞忿自缢。

这一部分特别有意思，金莲和蕙莲各自拿出浑身解数，在西门庆身上展开一场拉锯战。她们都利用他的虚荣，力图使他作出倾向自己的决定。高高在上的一家之主，到此却活像傀儡，被两个女人拨弄来拨弄去。乍一看，金莲和蕙莲的表现都不正常。对金莲来说，来旺儿一去，西门庆不是就可以趁机把蕙莲收房了？蕙莲地位上升显然对她不利。而对蕙莲来说，一个“淫妇”怎么对自己的丈夫还有感情？来旺儿被发配了，她和西门庆贪欢作乐不是少了个障碍吗？不是更有利于她正式列入西门庆小老婆名册么？人性的微妙恰恰在这里，前面说了，蕙莲勾搭西门庆大抵出于虚荣，她对金莲等并无多少取而代之的野心。而她对来旺儿，从不多几处描写来看，却不是没有感情的。这里面，甚至有一点母性在作怪——在她的浅薄的思想中，并不以背叛丈夫为非，反而隐隐约约期待着西门庆对她的溺爱能使她萌及丈夫。他和她才是一体的。

反过来，她对西门庆却是一种近乎孩子气的信任，她以为凭他们的关系，等于签下一份彼此心照不宣的契约：他会照顾她，始终对她好。可是说到底，她不过是微贱的仆妇，众多玩偶中的一个。她最终没有能够保住丈夫，就意味着她没有魅力，意味着她先前对自己在西门庆心目中地位的判断完全错误。这对虚荣而脆弱的她是致命的打击——

蕙莲把头摇着说道：“爹，你好人儿，你瞒着我干的好勾当儿！还说甚么孩子不孩子！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

潘金莲正是看出了这一点，才狠狠下了重手，击垮了蕙莲的自信与意志，又借孙雪娥的羞辱逼死了她。金莲在一次次你死我活的斗争里面，成长了起来，越来越泯灭了人性。

道德家们每以“贞”“淫”来为一个女人定谳：贞洁的女人就是好女人，淫荡的女人就是坏女人，金瓶梅作者，则真切的写出了一个本质善良，却爱卖弄风骚；有几分野心，却缺少心计；爱慕虚荣，却身份卑微的小女子的悲剧。直到今天，我们随时都能在生活里看到这样的女人。他还让我们看到，每个人性格中的弱点，如果被对手把持和利用，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狩猎，又在充当着他人的猎物。

《金瓶梅》小札与闲话红楼第10节

什么样的男人是烂男人

先贤实实在在的教导我们：“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民富乃可教”。换作今日流行的语言，就是精神文明必须建立在物质文明的基础之上。但是又有“饱暖思淫欲”一说。食色性也，食为了生存，色为了繁衍，食的需要总是比色来得迫切点。一旦超出生存繁衍所需，食与色的目标是享乐，不免使生活复杂了起来。所以先贤设计中理想的社会，是人民刚好达到饱暖而还没有条件讲求淫欲，如此自然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天下大同了。

当然这是对愚民的要求，对统治者自然又不同。比如皇帝，按照儒家理念，天下都是皇帝一个说模那么，银子再怎么花，也不过是从他一个口袋转移到另外一个口袋而已。但是在实践中，他必须做好“俭”的表率。所以一旦发生天灾，皇帝为了表示一下自己与百姓分忧，就会下令裁减宫中膳食之费。他也会叫自己大小老婆去养蚕织布，不许她们的衣服下摆垂到地上，等等。这种道德秀能节省多少开销大家心里有数，重要的是它所要传达的“精神”。\

对士大夫阶层呢，总的来说，就是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也就是说，没有钱，坚守清贫是高贵品德的表现；有了钱，也千万别表现得太把钱当回事，否则就是没品。王衍虽家资巨万，却连“钱”字都不肯说，被老婆逼得不行了，亦只以“阿堵物”代之。海瑞死后“葛帏敝衣，有寒士所不堪者……检箧内仅禄金一十余两，绫、纱、葛各一”，自然堪为清官的表率。总之，无论贫富，都要耻于谈钱。

可这理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又难。要手握权力官僚们都甘守清贫，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于是又有一种幻想，叫做“礼失而求诸野”。既然把儒家的理念视为与生俱来的天性，当士大夫阶层应有的美德被金钱和权力腐蚀的时候，无知识阶层反而可能保留了它们。由此产生了“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童话。

旧小说是最能真切体现中国人集体精神意识，此类童话自然在其间反复出现。《桃花源记》设计的就是一个有饱暖而无淫欲的社会形态；《水浒传》之“替天行道”，就是典型的“礼失而求诸野”的幻想，作者的用意不在于推翻制度，而在于拯救道德。《金瓶梅》之后的《红楼梦》还有“醉金刚轻财尚义”，倪二本是泼皮，放高利贷，出入赌场，专爱喝酒打架，但是有了“仗义疏财”的行动，他的形象就“高大”起来了。

但是《金瓶梅》却是彻底否定这些的。它绝不相信“清贫”一说，也绝不相信草根阶层的“道义”。它相信的是：人穷志短。它用精细刻薄的笔墨告诉你：有钱的男人虽不一定是好男人，没钱的男人却一定是烂男人。

西门庆固然是个淫虫，却不失为一个慷慨大度的男人。他大赞金钱的魔力，“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恒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的富贵。”但并无葛郎台对金钱宗教般的狂热，他花钱的见解是：“兀那东西，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他做生意的手法虽蛮横，赚了钱后的样子却不难看。他相当遵守“金钱的道德”。比如，图声色之娱者，不能惜眷养之资，他喜欢哪个女人，就很自觉地把她“养”起来；女人们一旦得到他宠幸，吃穿住用，立即不同；撒个娇讨点什么，基本能得到满足，甚至超乎她们愿望。他无疑是妓院中最受欢迎的客人，寺庙里最受欢迎的施主。哪一次他到妓院不是撒漫使钱？官哥出生，他一高兴，就给了永福寺老和尚五百两银子。他何尝不知道他的“结义兄弟”趁食的企图，不过既然他付得起，也不妨他们占了便宜，他得了热闹，各取所需。他对那些来打秋风的大大小小官员，从来笑脸相迎，做得漂亮妥帖，非但给足了钱，还给足了面子，决不使人有敲诈勒索的嫌疑和尴尬（自然这是他长远的投资）。这一切都基于——他有钱，钱多到足够他随意花销。

而秃鹫般盘旋在他周围的形形色色人等，却完全不知道礼义廉耻为何物。第一帮闲“应花子”应伯爵之奇形怪状不必说，为了博西门庆一笑，他能当众管妓女叫妈。常时节刚从西门庆那里求了十二两银子，回家就对老婆摆出一幅大爷嘴脸，他老婆也马上转了冷脸，献媚讨好。都是十足的小人轻薄。

第十二回有一段使人忍俊不禁的文字。桂姐讲了一个“只会白嚼人”的笑话，“当下把众人都伤了”，于是应伯爵领头，食客们凑份子请西门庆。菜一上来，西门庆和桂姐才动筷子，一桌酒菜已经被他们风卷残云扫个干净，还千方百计把份子钱转嫁到西门庆身上。这群人“白嚼”的水平和创意，令人叹为观止。作者在夸张的笔墨中，表达了对寄生虫极度的鄙夷。

而西门庆占有的有夫之妇的丈夫，无疑是书中最丑陋者。绿头巾素来被认为男人最大耻辱，可是他们却巴不得老婆被西门庆看上，自己从中捞取好处。比如西门庆包占了王六儿，她丈夫、绒线铺伙计韩道国祸患消弥，银两入袋，还讨得好差使。第六十一回韩道国亲自请西门庆来家，自己避过了，任西门庆和王六儿取乐——

西门庆道：“只怕你家里的嗔是的。”老婆道：“那忘八七个头八个胆，他敢嗔！他靠着那里过日子哩？”

接着两人又商量如何打发了韩道国好尽情作乐，完全把这个合法的丈夫视若无物。书中争当“忘八”者也多，金钱如此轻而易举的粉碎了道德。作者似乎只有对“无能”男子的轻蔑，对西门庆反隐隐有羡慕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