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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炫耀性消费

与前辈索尔斯坦·凡勃伦和后辈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一样，米尔斯也十分关注财富集中的社会影响及其各种表现。秘密社交俱乐部就是隐藏其中的有害范例，特殊口音暴露了一个人在哪里学习或成长，以及对其威望的微妙提示。这些行为和实践尤其看重独享性，因为显而易见的身份地位象征信号正变得如此普遍——很多人开始进行炫耀性消费。如果所有人都有能力通过穿拉尔夫·劳伦或购买汽车（甚至是豪车）来展示财富，就无法再用典型的物质财富的象征符号来区分富人和其他人。没人在乎谁有一辆好车或穿着Polo衫——这些富有的象征已经演变成具有平等主义色彩的美国梦象征。真正的精英主义要微妙许多，有赖于象征性资本和在更独有的环境中获得的社会暗示，无论是科德角或汉普顿斯的海滨别墅，还是常春藤盟校血统或社交俱乐部会员资格。

现在这种现象在美国大都市尤为明显。象征身份地位的商品是炫耀性消费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研究这类商品——手表、珠宝、鞋履、服装等被称为“社会有形商品”的商品——可以明显看到，城市人的炫耀性消费比其他任何人都多——甚至是在限定了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种族、职业和婚姻状况的情况下。[45]一些城市的特殊性——纽约、达拉斯、洛杉矶和旧金山——会影响其居民比其他地方的人在这方面花费更多。我的意思是，仅仅因为生活在这些特定城市，你在炫耀性消费上就会比生活在其他地方花更多钱。城市本身成为影响一个人如何消费的因素。以纽约人为例——无论他们多大年龄，收入多少，是白人还是黑人，已婚还是单身——他们在炫耀性消费商品上的支出都比那些生活在城市以外地区的人高出50%，与全美平均水平相比则高出40%。而前面提到的另外三个城市的居民在象征身份地位的商品上的消费比生活在城市以外地区的人高出20%左右。你或许认为这样的消费是生活在物价昂贵地区的一种自然消费，可是看看这些城市居民的总体支出就会发现，他们在炫耀性商品上的消费相当于美国其他地方的人在不那么具有炫耀性、更常规的商品上的消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模式？这个问题又把我们带回早期城市社会学家路易斯·沃斯和格奥尔格·西美尔的相关研究。人口密度、异质性和城市生活的高透明度增加了象征身份地位商品的购买价值（毕竟所有人都能看到它们）。当我们在地铁、博物馆、马路上看到其他人佩戴着漂亮的珠宝首饰，脚踩高级鞋履，或是手提设计师品牌手袋，同伴效应就会驱使我们购买同类商品。但我们同样也将购买惹人瞩目的炫耀性商品当作展示差异性的一种手段。鞋跟高达5英寸¶的克里斯提·鲁布托鞋既是跻身精英时尚圈的标志，那鲜艳的红色鞋底同时也在向其他人高声尖叫：“快看我。”这双鞋既能让人融入某一群体，又能使其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与劳力士手表、香奈儿手袋或保时捷汽车有相同效果。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西美尔早在大约90年前就曾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一文中指出，当人们迁居到城市，就变得更加标新立异，外在更具个人主义风格，将其作为区别于生活在城市的其他人的一种手段。[46]这种个性化和差异性必须在我们彼此擦肩而过的时候就体现出来，因此服装成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炫耀性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邻居和同伴的关系，因此，城市生活在我们的消费方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06年的一篇文章中，达特茅斯学院教授厄佐·卢特默（Erzo

Luttmer）表示，邻居的财富水平与我们自己的幸福指数成反比。然而，虽然与富人为邻让我们感觉不幸福，但更糟糕的是与他们为友。[47]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虽然纽约的“中产阶级”年收入普遍达到50万美元，[48]但其居民仍然感觉很难跟上年收入500万美元的朋友的步伐，或是至少从表面上看起来与后者步伐一致。跟旧金山人一样，纽约人也都觉得自己很穷（甚至连那些富人也不例外），因为城市人口如此密集，迫使彼此之间频繁密切地接触，其中也包括那些非常富有的人。这种人口的高密度向城市居民进一步施加压力，使其不得不注重自己的身份地位，时刻提醒着他们相对于其他人自己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总而言之，城市给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影响——以展示身份地位为目的的炫耀性消费既给我们带来压力，又给予我们一定奖励。

在炫耀性消费领域，城市人认为不那么需要炫耀的商品是汽车。除了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和西雅图，其他城市由于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和大量步行街区，这些城市的人在汽车上的消费都要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甚至连洛杉矶都是如此），而步行和地铁进一步推动了我们与城市其他部分的互动。但是，城市人不再把汽车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必然会为其制造越来越多的其他压力，迫使其购买鞋履和手表等其他社会有形商品。

城市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文明的中心，无论是在工业革命时代作为生产中心，还是现在的服装消费、餐饮、博物馆和夜生活中心。它们一直都以人为中心，并因此产生各种象征符号及其外在标志，让我们既能将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又能与之融为一体。城市人将更多钱用于炫耀性消费是生活在城市的必然结果——城市就是一个人口密集又疯狂的地方，我们一方面想尽办法融入，另一方面又要凭一己之力标新立异。但是，对身份地位与消费的圈层化阐释，以及对特定对象的意义的占有和再占有才是最吸引人的部分，而我已经对其中一些进行了解析。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早在其著作《区分》中就探讨了在不同阶级获得身份地位的方法。布迪厄认为，与其说工人阶级想要的只是富人已有的东西，不如说是每个阶级的价值观反映了各自的社会地位。他们想要的其实是与自身阶级地位完全不同的东西。工人阶级重视新东西而非旧物或古董，喜欢美式橄榄球而非网球，热衷于铺张的婚礼而非安静的小型仪式。[49]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就是，富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代表了不同的“生活方式”，[50]而且各有侧重，消费行为成为展示身份地位的一个关键因素。而由于城市居民有着多样化的种族、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背景，不同城市之间的消费模式也存在巨大差异。他们的社会生活和培养其品位的环境，或布迪厄所说的“习惯”，都体现在其独特的消费模式中。[51]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模式影响着这些消费选择。

根据以往经验，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独特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消费者行为，也因此明白为什么不同的城市有不同水平的炫耀性消费。针对城市如何塑造消费习惯，我和同事加里·佩因特、学生李晓正一起进行了量化测量。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年龄、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和种族情况），独有的城市特性会影响居民在象征身份地位的商品上的消费方式。正如我们所料，城市人口越密集（以每平方英里**1000人的标准来衡量），炫耀性消费行为越多。当有更多人在身边的时候，展示身份地位的压力越大，同时，炫耀性消费产生的社会冲击也越大。由于年轻人在生活其他领域承担的责任更少，并且享受高度社会化的生活方式，因此，人口年龄越小，炫耀性消费水平越高。考虑到餐饮服务场所能为顾客提供更多炫耀身份地位的机会，与炫耀性消费密切相关的餐饮服务场所也更多。[52]

与此相反，相对而言更昂贵的租房市场上（可支配收入因此减少）则没有那么多炫耀性消费，这跟下雨天的情况类似，坏天气更有可能让我们待在家里。而城市中如果有更多位于收入顶层1%的人，其炫耀性消费也更少，这似乎有悖于我们的一般认知。后一结果看起来自相矛盾，但只要我们稍作思考就会明白其中道理，假设很多人都有很多钱，那么就有更多人可以进行炫耀性消费，因此，那些炫耀性商品在已经成为精英的人群中传递身份地位信号的作用就会削弱。与凡勃伦和20世纪早期那些伟大的社会学家一样，我们也发现，当人们身处一定社会环境中，身边就会围绕着很多其他人，当表明身份地位能带来好处和奖励时，就容易产生暗示身份地位的行为。不妨看一看城市炫耀性消费与非炫耀性支出（我们将其定义为总支出减去炫耀性消费）之间的差距：我们发现，在消费最高的城市（底特律）和消费最低的城市（波士顿）之间，炫耀性消费支出的差距高达32%。而在非炫耀性支出方面，圣迭哥和底特律的差距小到只有4.4%。这一明显差异表明，非炫耀性消费并不受特定社会或地理因素影响，消费者在购买基本商品和服务时反而表现出一种普遍性模式。另一方面，炫耀性消费表现出对特定变量和地点的高度依赖性。总而言之，炫耀性消费具有明显的“城市特色”。[53]

每当我想到城市的差异，就会想起一个较为现代的例子，虽然略显古怪——冲浪板光明节烛台。正如这个名字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以冲浪板做成的光明节烛台，冲浪板被竖直放在烛台分枝之间。纽约大学社会学家哈维·莫罗奇就曾详细介绍这种烛台在南加州尼古湖市海滩如何大受欢迎，以及这种东西为何不可能在其他地方销售。这是南加州特有的混合文化产物，正因为如此，这样的东西在南加州更多的是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甚至对某些人来说光是文字就有讽刺意味），而不是无礼冒犯。但这样的东西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可供冲浪的海滩的出现和汽车设计潮流的兴起，后者带来了包括亚克力在内的大量新材料，使得冲浪板可以与犹太人口一起壮大发展。与冲浪板一起到来的还有“寻欢作乐”的冲浪文化，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玩世不恭的艺术潮流，而后者又造就了几十年后的冲浪板光明节烛台。没有海滩和大海就不会有冲浪运动，但是冲浪板的发展离不开宇航和汽车工业的发展。冲浪板光明节烛台的出现是艺术材料、文化和人口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只有南加州能将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因此冲浪板光明节烛台只出现在特定地点。[54]更常见说法是，特定城市的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是受一些不起眼的琐事的影响。那些琐事汇聚成巨大的差异，造就了波士顿和旧金山这两座截然不同的城市，这两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之间的一切也都存在于这巨大差异中，并由此定义自身，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过我们的消费来完成的。

但是，不同城市（及其文化）达到相似目的的方法各有不同。以个人生活琐事为例，从纽约搬到加利福尼亚州生活后，我发现在五六年的时间里自己穿黑色衣服的时间少了，吃的蔬菜多了，还学会了如何烹饪藜麦（尽管我仍然难以理解它的吸引力何在）——所有这些都与我在纽约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背道而驰。纽约寒冷的天气，这座城市作为时尚之都的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黑色的偏爱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我们可以把洛杉矶一直引以为傲的美好生活、好天气和幸福的感觉与其生活环境放在一起理解。洛杉矶的电视节目也一直强调美国主流审美对女性的吸引力，而非T台时尚的前卫美学。但在这两个例子里，我（就像许多发生改变的女性一样）都是在对流行的女性审美做出回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的消费模式通常是对我们所处的主流文化环境的反映：纽约的时尚和上流社会的社交X射线，洛杉矶的影视明星，波特兰的新潮知识分子，或是旧金山的反时尚科技企业家（或如《纽约时报》时尚作家盖伊·特雷贝（Guy

Trebay）戏称的“被时尚遗忘之地”）。[55]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属于以上人群，但当我们生活在某地时，我们的着装打扮和消费或多或少都会反映当地的主流文化。通过历史、地理、工业甚至是气候因素的叠加，城市提供了独有的异质性选择，它们互相依赖，互相影响——洛杉矶盛行瑜伽裤，波士顿流行粉色斜纹裤，波特兰的后院菜园，奥兰多的珊瑚色美甲油，或是不时髦却活力十足的旧金山风格。正如莫莉·扬（Molly

Young）在《纽约杂志》所写：“如果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体被某一特定区域吸引的结果，那么就不难理解那些被旧金山温和气候吸引的人逐渐喜欢上吸湿排汗的拉链开衫。”[56]

尽管存在这些细微差异，城市作为21世纪精英消费和居住的节点，从根本上看还是紧密相连的。21世纪的城市或许没有“大都市400”这样的阶层，但飞涨的房租、昂贵的预科学校和过高的生活成本使其既成为精英生活的象征性城堡，同时也是实实在在的精英生活大本营。C.赖特·米尔斯时代的“大都市400”阶层虽然具有排他性，但仅限于小群体范围，而从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两方面衡量，这一小部分人极为稀有，甚至在其他城市居民中也十分罕见。今天的城市容纳了更多精英，这些人不再只是通过跻身上流社会来巩固其社会地位，同时也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来实现这一目标。与其他精英一起生活，让他们忽视了城市乌托邦之间的不平等，甚至是其居住的城郊之间的不平等，更不用说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平等。罗斯·多萨特（Ross

Douthat）曾评论道：

（全世界的精英）各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各自共同的教育经验、价值观和设想（社会心理学家将其称为WEIRD，即西方的（Western）、受过高等教育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的（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当然，还有各自的外围团体（福音派，小英格兰主义者）……与其他部落群体一样，他们也渴望舒适生活和熟悉感：无论是伦敦、巴黎还是纽约，每个西方“全球化城市”（就像每个“全球化大学”一样）越来越容易互换，这样无论一个世界公民旅行到哪里，他都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他们不明白，内心感觉到存在着差异性的东西，对于被排除在特定圈层以外的人来说，仍然感觉像是属于上层社会的东西。[57]

由于被无形的城市组织覆盖，城市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态，满足那些自我选择进入一个个不同的大城市并进行相应消费的人的需求。[58]我们对这些选择做出回应，在这一过程中，它们也塑造了我们。不过，城市塑造我们的同时，我们也塑造了它们，整个世界也是如此。而城市正在变成多萨特所说的“精英部落”的说法的意思是，尽管城市提供了众多选择，表面上看具有多样性，但它们同时也在加剧21世纪的不平等和阶级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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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方英尺约等于929平方厘米，此处600平方英尺相当于56平方米。

†相当于37平方米。

‡约等于0.6米。

§约等于3米。

¶约等于13厘米。

**1平方英里约等于2.59平方千米。

第7章

“致富光荣”？美国的消费和阶级状况

如果一个家庭有私家车、平板电视和能上网的电脑，能说它是贫困家庭吗？

——安妮·劳里（Annie

Lowrey），《纽约时报》经济版，《重新定义贫困生活：经济状况良好，但仍远远落后》

美国社会表面刷着一层民主油漆，但旧贵族主义底色时不时会从底下露出来。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众所周知，金钱无法买来幸福，这句话比伊迪丝·华顿的《欢乐之家》（The

House

of

Mirth）和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圣诞颂歌》（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