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第601-650行） (13/26)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有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构人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花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一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感到所有那些就要堕入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

"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

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夫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境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人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

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我介绍给玛格利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

"她很优雅吗？"

"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尔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没有无尾常利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简，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

"你应当做件无尾长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长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服，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几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愤。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槟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

米罗以令找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使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会祟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波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找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找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找到了、找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的影片，找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入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1929年就此题目写道："市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国，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块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诺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著毅。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昔键是腐烂的驴子。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送着它们。"

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具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装。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找身边，给我无数过于庭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找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山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找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找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找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由于叶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盯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找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便找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公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撤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地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遭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找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

"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由！"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找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痔"。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德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路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己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坦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

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

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缀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

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槟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峡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并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清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益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我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股胜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棋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掩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储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鹦鹉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殊标。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