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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有人拿左宗棠与李鸿章相比，断言“左公吏冶实胜李数十倍”。

李鸿章为了尽快地恢复和稳定封建统治秩序，除了在政治经济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之外，还特别注意加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力图用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用“尊孔读经”“化民成俗”。

1864年李鸿章在苏抚任内，根据苏州、太仓诸绅的要求，为便于士子参加岁考和科考，兴建苏州试院，派冯桂芬负责筹划，并以苏州籍的宋代贤臣范仲淹勉励诸生，取名景范堂。他还特地撰写《苏州试院记》，以资纪念。

同年曾国藩奏准补行乡试，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例应轮派监临。他对自己能以皖人而监临江南乡试颇为得意，致函其师说：

“监临本无可诿，又蒙殷殷见属，而皖人谓程梓庭、杨安卿两先生后，续成佳话。”“科场事宜，承为经画周密，鸿章此行，殆如新妇回娘家之逸乐也。”

①他还作了《甲子仲冬监临入闱感赋七律四首》，以表达其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

除此之外，李鸿章还在苏州建复紫阳书院，改建正谊书院，分别聘请俞樾、冯桂芬主讲席，“课四书文、试帖如旧制”。

①《谕内阁》，《大清穆宗毅皇帝实录》，卷146，第170页。

②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第288页。

①李鸿章：《复何攸宋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1，第29页。

②李鸿章：《复奏殷兆墉等条陈江苏厘捐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9，第1页。

①李鸿章：《复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7—38页。

三、「自强与剿捻」-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署理江督节制两湖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清朝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趋向稳定。南方的太平军余部、北方的捻军以及西北的少数民族起义虽然继续坚持数年之久，但已经无力扭转乾坤了。

经过农民运动风暴的扫荡，爱新觉罗氏皇权趋于衰落，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地主官僚崭露头角。汉族地主官僚建立的湘淮军取代了经制军八旗兵和绿营兵的地位，许许多多湘淮军将领一跃而成为督抚、提镇等地方军政大员，中央政府对武装力量和地方政权的控制大大削弱。以慈禧为首的清廷对曾、左、李等汉族地主官僚既不得不依靠之以支撑危局，又鳃鳃然限制其坐大以防范内轻外重之患。

在湘军攻陷天京之后，曾国藩与清廷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清廷深切地感到自己统治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太平夭国余波，而是手握重兵、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他所创建的湘军已增至30万众，他直接指挥的湘军包括其嫡系曾国荃部在内亦多达12万人。他还控制着皖、赣等省厘金和数省协饷。他因“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选者震惊，近者疑忌”。

①而权势远在曾氏之下的左宗棠、李鸿章等同清廷的矛盾则降到次要地位。清廷为了防止曾国藩的权势继续膨胀而同自己分庭抗礼，便采取了压抑曾国藩兄弟，扶植左、李等人与之抗衡的分而治之的策略。1864年11月6日即在湘军攻陷天京尚不到4个月的时候，清廷突然命令曾国藩前往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其迅速前进，勿少延缓”，而改派李鸿章署理江督事。曾的幕僚赵烈文为此发出“殊咄咄可怪”的惊呼，曾国藩本人也“意殊寥落”。虽然不及一月清廷就收回了成命，但此举却是明显的杨李抑曾。

长期浮沉宦海的曾国藩，鉴于“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的惨痛教训，认识到“远权避谤”的重要和追切性。他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

②裁湘留淮就是他“以退让二字保全晚节”的主要措施之一。他认为裁湘留淮既可消除清廷疑忌，又能借助淮军“以济湘勇之穷”，稳操兵权，从而保住自己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他致书李鸿章说：“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①李鸿章既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看穿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

②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①曾国伤：《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23，第34页。

②曾国藩：《致沅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926页。

①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24，第17页。

②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5，第35页。

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当时曾国藩直接指挥的12万湘军中，已有4万掌握在闽浙总督左宗棠手中，3万多先后拨归江西巡抚沈葆桢管辖，尚有5万是由曾国荃统带的嫡系部队。曾国藩深知清廷最为疑惧的武装力量，正是曾国荃部湘军。为了消除清廷疑惧，他一面陈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一面陆续遣撤曾国荃所部湘军。而拥有7万水陆之众的淮军则在曾国藩的支持下，仅仅裁撤数干了事。当然，淮军得以保留，还同所谓“粤匪残焰犹张，中上边疆传烽正盛”

③的国内形势有关。长驱河洛的捻军，于1865年5月在山东曹州击毙被清廷倚为长城的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皇室控制的嫡系精锐武装僧军的覆灭，迫使清廷把绞杀捻军的希望寄托在湘淮军身上。鉴于湘军业已大量裁撤，清廷只得借助淮军以济急，这就给淮军的保存并向北方扩展势力以可乘之机。

5月23日清廷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军“剿捻”，以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江苏布政使刘郇膏暂护巡抚。曾国藩接到命令后，“为之咤叹忧愤！”李鸿章却为曾国藩被推上剿捻前线，两江军政实权落到自己手中而拍手称快。他一面致函曾国藩劝慰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收拾残烬。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

①一面冠冕堂皇地向清廷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迥避”，惟时势危迫，“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任。”

②李鸿章署理江督之后，奉清廷之命，在调兵、集饷两个方面支持曾国藩剿捻活动。

李鸿章深知湘军“已成强弩之末”，曾国藩剿捻必须借助淮军，因而主动提出调拨铭（刘铭传）、树（张树声）、盛（周盛波）3军共33营近1.7万人，归曾氏指挥。同时还调其弟李鹤章随侍旌麾，“联络诸将”。当时清廷命令李鸿章派得力镇将统带劲旅北援，以防范捻军威逼京畿。据悉清廷“盼开花炮及洋枪队甚急”，李鸿章遂奏派潘鼎新率鼎军10营（包括开花炮队一营）航海赴津，准备转进景州、德州，护卫畿辅。可李鸿章又担心这支“精整可靠”的劲旅落入满洲亲贵之手，因而恳请曾国藩将其调赴前敌，“不令久留直境，致有为难。”

③曾国藩环顾左右，发现“金陵楚勇裁撤殆尽，仅存三千人，作为护卫亲兵，此外惟调刘松山宁国一军”

④，只得借助淮军远征。

于是，他一面函告李鸿章，表示将把铭、盛、树、鼎等军“资为干城腹心”；一面上奏清廷，说这4军“皆系淮勇，经李鸿章兄弟苦心训练而成者，已调甘凉道李鹤章办理行营营务处，请旨准开甘凉道缺，并令李鸿章之季弟李昭庆赴营差遣。”⑤兽国藩还设法招致淮将刘秉璋以为己用。李鸿章虽不情愿，但因无正当理由，只得同意刘秉璋率10营移剿中原。曾国藩“剿捻”，先后调集8万湘淮军，其中湘军2万人，是大量裁撤以后留下的精锐；淮军6万人，装备洋枪洋炮，并有独立的炮兵队伍，粗具近代陆军规模。然而湘淮门户甚深。淮军虽由湘出，但却只尊其长李鸿章，而不听曾国藩调度，6万淮军形式上拨归曾国藩指挥，而实杈仍操诸李鸿章之手。由于李干预掣时，贻③李鸿章：《复郭筠仙中丞》，《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1—2页。

①李鸿章：《上曾相》，《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6，第20页。

②李鸿章：《署理总督大概情形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第74页。

③《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23页。

④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卷10，第202页。

误战机，曾国藩曾宣言批评道：

目下淮勇各军既归敝处统辖，则阁下当一切付之不管，凡向尊处私有请求，批令概由敝处核夺，则号令一而驱使较灵。……以后鄙人于淮军，除遣撤营头必须先商左右外，其余或进或止，或分或合，或保或参，或添勇，或休息假归，皆敝处径自主持，如有不妥，请阁下密函见告。

①经此波折，李鸿章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没有屈服。他在受到曾国藩批评后，致函潘鼎新说：“湘军将帅，藐视一切淮部。如后生小子亦思与先辈争雄，惟有决数死战稍张门户。”

②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李鸿章在调兵的同时，还以后路筹饷自任。自1865年6月起至1867年1月止，督军剿捻的曾国藩实收饷银11069802两，报请核销总数则为11026452两，结余43350两。这笔巨款主要是由李鸿章负责在江苏筹集的。当时兵饷“根本在吴”，而厘金为其大宗。李鸿章认为苏省疮痍之后，农田荒废，钱漕多请蠲缓，“正项既不足以养兵，必须厘金济饷”。当时只有商业尚未减色，抽厘助饷，各省皆然，何况江海通衢，“利无钜于此者”。李鸿章依仗权势，横征暴敛，引起江苏士绅的强烈不满和严厉弹劾。1865年7月江苏吴江人、内阁中书殷兆镛和江苏常熟人、给事中王宪成先后上书抨击李鸿章在江苏“霸术治民”，“恃功朘民”，“不闻德政，惟闻厚敛”，岁人厘捐达4000万两，罪不容诛。清廷据奏谕今“李鸿章将不肖委员严加裁汰，厘卡仍以归并为主，俟军务肃清，再行次第裁撤”，并将江苏厘捐收支情况“造册报部核销”。这可以说是李鸿章跻身封疆之后遇到的第一次政治危机，因而“怆惘”不已。曾国藩也忧心忡忡，致书规劝：“惟末世气象，丑正恶直，波澜撞激，仍有寻隙报复之虑。苟非极有关系，如粪桶捐、四千万之类，断不能不动色相争，此外少有违言，即可置之不问。……总宜处处多留余地，以延无穷之佑。”

①但是，李鸿章却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决意不顾“合诟忍尤”

的师训，以攻为守。他致函友人说：

自殷兆镛奏稿发钞，知者咸为不平，不知者藉以吓制，而吴人或因此造谣抗闹，鄙人别无他计，做一日官，带一日兵，即办一日厘捐，与其病农，不如病商，况非真病也。如有旨离任督剿，必请责成后来者为办厘饷，否则必另拨有着之饷，否则弃军撤官可也。

②李鸿章首先安定僚属，说“我辈所争在是非不在利害，在理不在势”，其咎与怨皆鸿章一人任之，惟赖诸公随时确查弊端，就近整顿，以匡不逮。

随即复奏辩驳，指责王宪成“不识时务”，殷兆镛“意存倾陷”，声称“殷兆镛以苏属巨绅，为贵近之臣，不以国家大局为念，乃倡为浮议，肆口诋诬，上以眩惑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远近传播，使有藉口，以遂其背公藐法之私。臣因不能不寒心，以后官斯土者，更无所措手。”

③李鸿章所以敢于抗疏辩护，是因为他自信前此有功于清廷，并看准清廷有赖于自己筹划剿捻的调兵、集饷事宜。他抓住时机，全力反击，“聊表心迹，以观上意之从①《曾文正公书札》，卷25，第37页。

②《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