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第1001-1050行） (21/25)

关路阳也在这一批军官之内。

关路阳是在走出五号楼的第二天听到有关二五六号飞机事件的消息的，在此之前他对这一事件一无所知。那天他被学习班负责的军官叫到办公室谈话，谈话结束后他离开负责军官的办公室。在走过另一间办公室的时候他听到另两个陆军军官的交谈。他们谈到二五六号飞机坠毁的事，谈到国防部长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谈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他们提到了投敌叛国这个字眼。他很快走过那道门，中途没有停留，但这些字眼已经深深刻入他的脑子里了。他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同时他有着一副计算机似的大脑，联系这一个多月来的种种征兆和他们提审他时的那些问题，他立刻就明白出了什么事情。一架空军价值几千万的飞机坠毁在别的国家，军队的最高统帅摔死了，他是在投奔别的国家的途中摔死的，情况就是这样。关路阳杰出的头脑里立刻出现了障碍，它们有些怪异但图像清晰。作为一个军人他一直被要求忠实于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以指挥官的命令为天职，以指挥官的荣誉为荣誉，他一直是这么做的，并且以此为自豪，为此他被作为军队的优秀分子迅速地提拔起来，并被送进了这个教导学校。关于这所教导学校，在军队中有着一种神秘的传说，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军军事学院和南京高级指挥学院并非中国的西点军校，中国真正的西点军校是这里，这所在军事院校中根本没有挂名的兵种下属的教导学校才是未来军队高级将领的摇篮，它通过各种渠道秘密地在军队中挑选优秀的青年军官，把他们送到这里，经过严格的培训和考察，然后再把他们安排到军队的各个要害部门，不合格者成为中下级军官的中坚，合格者则进入一份绝密名单，这份名单能保证合格者在军队中的稳步上升，在适当的时候，合格者就会成为他所在部门的实际指挥官。这是一个对军队进行改革和终极统领的计划，这个计划经过了长久的研究、论证和修改，并且已经开始启动。但是现在，军队的统帅死了，计划的操纵者死了，好比一个设计严谨的计算机中心突然出现了故障，作为终端之一的关路阳的脑子立刻就出现了障碍。

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关路阳丝毫没有表现出异样，他神色平静，心态从容，一如既往，该政治学习的时候政治学习，该熄灯睡觉的时候熄灯睡觉，轮到他在学习班上念报的时候，他仍用他那中气十足的音调不温不火地念，其间不会有一次错误的停顿或误念的字，不过这中间有苦苦的思索，这些苦苦的思索除了关路阳，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

到了那个星期六的时候，关路阳在晚集合后找到学习班负责人，向他提出了几条请求，第一条是希望准许他给家里写一封报平安的信，他有好几个月没给家里写信了。这一条没有被批准，学习班有规定，所有人都不得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第二条是希望批准他每天早晨例行的锻炼。这一条仍然没有得到批准，学习班有同样的规定，任何人不得从事规定之外的活动。关路阳很失望，这点负责人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了，其实负责人很同情这位年轻的军人，他的素质很好，他是那种最优秀的军人，可惜他把自己搅进这种麻烦事里来了，如果不是因为有明确的规定，负责人真的想给他一些关照。那么，关路阳用一种不抱任何希望的口气提出了他的最后一个请求，我能不能回办公室取一些东西呢？一套马列著作、一支钢笔，学习的时候我用得着它们。负责人犹豫了一下，关于这个没有明确的规定。他需要一些学习用品，这是合理的。好吧，负责人说，你可以去取，你确实应该加强学习，实际上，有一句话我不该对你说，但说了也无妨，你在学习班里的表现一直不错，你的问题也很清楚，最近正在考虑恢复一批人的工作，我想，这里面应该有你一个，你不要辜负组织上的信任，你要再接再厉。负责人用一种充满希望的眼神看着关路阳。关路阳平静地点点头，说，谢谢首长的关心。然后他立正，敬礼，一百八十度后转，步子沉着有力地朝宿舍走去。

关路阳的脑子出了毛病。

关路阳的思维出现了混乱和障碍。

不是生理上的，在生理上他没有问题，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它们像往常那样十分正常。没有人看出他和平常有什么两样，甚至在他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他的清晰和谋略都能足以证明这一点。他对学习班的负责军官提出那些请求，实际上只有最后那一条才是他真正需要的，前面的两条，他知道它们不可能被允许，他只不过是拿它们作为一种试探，一种掩护，一种屏障，他是要对方事先在心理上欠他的情，以便答应他最后的一条。他果然奏效了。

但这并不说明他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恰恰相反，他走进了死胡同。

关路阳是一名正统军人，他是为做一名职业军人出生的，他的素质和经历就证明了这一点。军队由三种人组成，一种军人是靠着力量和技能存在的，一种军人是靠着思想和智慧存在的，剩下的一种，是两者的素质皆而有之，同时还具有着信仰，这三种军人中，前两者是军队中的大多数，后一种是军队中的位使者，而关路阳就是佼佼者中的一个。关路阳是军人中的优秀一员，他具有着一名军人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正因为这个，他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由一名新兵迅速地被提升到营级军官的位置上，同时被军队从几百万成员里选中，挑选出来作为军队未来的高级指挥人员进行考验和培养，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出现军队内部的问题，关路阳在今后的日子里仍将会迅速地提升上去，他的面前将是坦途一片。但是问题出了。问题不是出在别人身上，而是出在他自己身上，出在他的荣誉感上。关路阳太看重他的荣誉感，在荣誉感的问题上他一向没有调和的余地，别人也有荣誉感，别人的荣誉感是生命花园中的花朵，是生命天空中的云彩，他不，他的荣誉感是生命的基础，是生命的支援，换言之，他的荣誉感就是生命，比生命还要重要，他的作为一名优秀军人的优秀品质和素质全都源于此。问题就出在这里。他看重军队，看重自己效忠的这架庞大的国家机器，他为自己作为这架庞大机器中的一员，而且是优秀的一员而骄傲，他的忠诚是不容动摇分毫的，他的信念是不容动摇分毫的，他鄙视那种投机的、见风使舵的、谄媚的行为，他坚定地认为一名军人没有什么理由可以改变自己的初衷，于是，他走进了一条死胡同。他把他的思维程序锁死了，他认定了他的选择，从而也认定了由这一选择决定下来的解决方式。

星期天一大早，关路阳待着负责人写给他的通行令走进了办公大楼。一个陆军士兵拦住了他。关路阳把通行令交给那个士兵看。士兵叫来自己的班长，班长正光着上身在刷牙，一嘴的泡沫。班长看了看便条，挥了挥拿牙刷的那只手，意思是关路阳可以进去了。关路阳上了三楼，他的办公室在顶头的一间，他走过去，推开门。门没锁，屋里乱七八糟的，一股粉尘味，几张桌子上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纸片，文件柜大敞着，呕吐似的倾倒出一堆文件档案，这显然是搜查造成的。关路阳迅速地朝南边的那个窗户的窗帘盒上方瞟了一眼，他发现那里没有什么异样，他放心了。他开始按计划行动。他先关上门，把门从里面别上。他走过去，搬起一张桌子，那种桌子是枣木做的，四屉两柜，庞大而笨重，是军队里常见的那一种。他只轻轻一用力就将它搬起来了。他把它放到门边，用它抵住门，再搬来另一张桌子，桌面朝下，把它架在第一张桌子上，这样，门就完全被顶死了。他在做所有这些事时都很轻松，没有弄出一点儿声响。接着，他朝南边的那扇窗户走去。他用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搭脚，站了上去。房子是老式的苏式建筑，空径足有四公尺高，但是桌子有九十公分，椅子有四十公分，关路阳高一百八十一公分，再伸出手臂，这样他就完全能够到窗帘盒上的一个角落了。他在那个角落里摸索了一会儿，取出了一个纸包。他下到地面来，把椅子和桌子都搬回原处，擦掉上面的鞋印，直到他认为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时，他才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把办公桌上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到一边，在桌前坐下。这时，有人在外面敲门，他听出是办公大楼门口站岗的那个士兵的声音。士兵问，喂，你完了没有？他没有回答，坐在那里没动。士兵想推门进来，门是反锁着的，他进不来。士兵提高声音大声问，喂，你在干什么？你把门打开！他仍然没理他。士兵踹了门一脚，门很结实，顶着门的那两张军队的桌子同样很结实，士兵没法把它们踹开。士兵朝楼梯跑去，一边大声喊，班长！班长快来！关路阳坐在那里，听见士兵的脚步声奔下楼去，他打开桌上的那个油纸包，包里是一个黑色的防潮套，他把防潮套的套口撕开，从里面取出一支枪和一匣子弹来。这是一支崭新的69式7．62毫米军用手枪，枪还没有使用过，枪体上还蒙着一层薄薄的保护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方干净的棉布手绢，开始擦拭那支枪。这种手枪有六十一种通用零部件，十五种专业零部件，三种改制零部件，全部拆卸开来擦拭十分麻烦，但他是老手，他知道怎么对付它们，他干得从容不迫。楼梯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脚步声直奔三楼尽头的这间办公室而来。从脚步声中他分辨出至少有四个人。他们急促地敲门命令他把门打开。他没理他们。他开始迅速地将拆卸开的枪装起来，套筒、螺纹枪管、复进簧导杆和缓冲器、套筒座、铰链锁和弹匣。他们开始撞门，用脚，用肩膀，还有枪托。又有几个人朝走廊这边奔来。他听到有人在喊，上天窗！他已经将那支69式重新装好了，现在它就握在他手掌里，枪显得有点儿小巧，沉甸甸的，让人感到一种磁力。他拉动了一下枪栓，扣动了扳机。他听出撞针击发的声音很正常。门被巨烈撞击着，这回他们找到正确的方式了，几个人同时用肩膀冲击门，这种办法很奏效，门开始发出艰难的呻唤声，顶着门的桌子也开始摇动。他没有回头，从油包里拿出那匣子弹。子弹一共六发，浅黄座深黄头，是那种钢套的巴拉贝鲁姆手枪子弹。他很满意这种子弹．这种子弹穿透力足，同时又不含特种弹药，产生的永久性弹道远小于5．56口径与7．62口径的步枪弹，击中目标后前后创口都能保持得很秀气，没有太大反作力。他听到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轻微的响动，他没分散注意力，他把那六发子弹从弹匣里退出来，倒在桌子上，它们像六个孪生兄弟似的精巧地躺在那里。他机敏地抬起头，同时把手中的空枪迅速地举起来对准了天花板天窗揭开了，一个士兵的头从那里探出来又飞快地缩了回去，接着天花板上传来笨重的跌倒的声音。他收回伸出的手臂。现在他没有多少时间了。他将一发子弹装进空弹匣，把弹匣装入弹发和半截军帽全被灼糊了，那中间出现了一个蚕豆大的枪眼。过了一会儿，有一汪鲜血从那里流淌出来，顺着他的鬓角滴滴达达地落到地板上。他的右手右臂慢慢地滑落下来，在空中荡了一下，手中的那支自动手枪仍然紧握着。他坐在那里，没有倒下，胸膛挺得笔直，至少当那些士兵冲到他的面前，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时，他还没有倒下。

11月底时关山林的家里来了两名军人，两名军人是由当地保卫部门的干部陪同来的，他们只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关山林和乌云有关他们的大儿子关路阳的情况。关山林和乌云只能说出一些儿子小时候的事情，至于儿子在部队的事，他们所知甚微。儿子也许从事的是一项保密级的工作，他们都是军人，他们知道不该打听的事情决不打听。两个军人要提取关路阳在家里的一切寄存物品，他们出示了证件和命令。关山林要乌云带他们去找他们要找的东西。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关路阳没有任何物品寄存在家里。实际上关路阳到部队后只回家过一次，住了十天，他回来的时候只带了一支手枪和一个公文包，他走的时候原样把它们带走了。正像一个最典型的军人应当做的那样，关路阳没有留下任何私人物品。两个军人后来走了，什么有价值的话也没说，但是关山林和乌云已经有了一种不祥之感，他们预感到儿子关路阳出了什么事，而且是非同一般的事。

1972年春天的时候关山林和乌云才知道儿子关路阳死亡的消息。

消息跚跚来迟，但死神的消息在任何时候都具有它无可抵御的打击力量。

那天家里接到一封黄色封皮的军邮编码公函。李部将这封信交给了乌云，乌云正在厨房里帮助朱妈收拾年货。灶台上堆满了朱妈去采买来的鸡鸭肉蛋，一群鱼在水盆里活蹦乱跳，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乌云在围裙上揩干了手，拆开了那封公函，里面有薄薄一张纸，是用打字机打的，盖有公章，署有日期，那实际上是一份死亡通知书。通知书通知死者家属，原空军第二教导学校技侦组营职侦察参谋关路阳于1971年11月2日突然死亡，死亡原因自杀。也许因为这份公函太短，几乎一口气就看完了，乌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等她回过神来时，她大叫了一声往后倒去，昏厥在那盆长须红鳞的大鲤鱼旁边。朱妈吓坏了，她丢下手中的酒瓶子跑过去搀扶乌云，离开厨房朝外面走去的李部听到动静也朝回跑，帮助朱妈把乌云抬进她的房间。朱妈用力掐乌云的人中穴，点了一把铁扫帚草在她鼻子边熏，李部则跑去给卫生所打电话。医生很快赶到了，他们给乌云注射了一针肾上腺激素。乌云醒过来之后就开始流泪，她是默默流泪的，泪水涟涟下淌，但她却一声不吭，不哭出声来，她那个样子把朱妈和孩子们都吓坏了。湘阳躲了出去。湘月抱着一个布娃娃站得远远地朝她看，她看妈妈靠在床上，脸上的泪水止也止不住，她忍不住丢了娃娃，扭头冲进自己的房间，趴在床上哇哇大哭起来。

关山林是在家中一片混乱的时候读完那份已经被脏水弄湿了的公函的。关山林读了一遍，回过头来又读了一遍，然后把公函放到了桌子上，用一枚六零迫击炮弹弹头做的镇纸压住它。关山林读这份公函时李部在场，李部看见首长全身巨烈地震动了一下，像是挨了重重的一击。他背对着李部，李部觉得他肯定是痛苦地阖上了眼睛。好半天他才转过身来，他没有说话，嘴唇紧紧咬合着，一直到晚上，他都保持着这个姿势。他朝李部挥了挥手，意思是要李部离开。李部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这个时候自己该不该坚持留下来，留在首长身边。但是李部最终还是出去了。关山林走过来关上了房门，他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整整一天他都没有离开那个房间。中午的时候李部叫他吃饭，他摆了摆手，他仍然紧阖着嘴唇，没有说话。下午他还是没有走出房间。李部有些担心了。不管这种担心是不是多余的，他还是有些担心，到点灯时分，李部再次推开关山林的房间，他要首长出来吃饭。关山林摆了摆手。关山林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坐在那里。李部这回决定不离开，除非首长出去吃饭，李部说，您都两顿没吃饭了，朱妈熬了粥，您喝点儿粥吧。关山林开口了。关山林说，我不想吃。关山林是想这么说的，实际上他并没有说出这句话。他刚刚启开紧合的嘴唇，一大口鲜红的血就从那里喷了出来，一直溅到了几尺之外的白墙上。

关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从老大关路阳的死亡阴影中摆脱出来。这个阴影十分固执地笼罩着这个家庭。不管谁失口提到路阳的名字，乌云立刻就会流下泪来。路阳的名字在这个家庭里已经成了一种忌讳。但即便所有的人都不提及路阳的名字，也不能把乌云从痛楚中拯救出来，因为别人不提，乌云仍然要自己去想，既然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她的脑子和心，那么同样也没有人能够阻止她的眼泪。相比之下，关山林的痛苦比乌云来得更甚，这个打击就好像有谁用一把大刀拦腰将他一截两段似的，他几乎要垮下去了！路阳是他最喜欢的孩子，谁都知道，家里五个孩子中，做父亲的真正宠爱的只有路阳。他是关家的老大，他给关山林带来了做父亲的权利。他像他的父亲，他们同样的勇敢无畏、充满力量、顽强自信、渴望一个真正军人的生涯。他是那么高大魁梧、信心十足、充满智慧、忠贞不渝，在关山林眼里他几乎就是自己的化身，不，他比自己更强，更优秀！可是他却死了，在他刚刚度过二十二周岁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结束了他优秀军人的生涯，这不能不令关山林肝胆俱裂、五内如碾，关山林在这样的打击下就像自己死去了一样。

有一段时间关山林和乌云一直回避着提起路阳的事，这段时间里整个家庭都像死去了似的，忧郁得让人感到一种窒息。这段日子也许有一百天，也许有一百年。但是有那么一天，他们突然觉得这是一个错误，他们突然觉得他们不能这么继续下去了。儿子死了，但他们还活着，他们不能让儿子的阴影就这么永远地笼罩着他们，主宰着他们。他们自己本人就是军人，就是战士，他们不能因为目睹了死亡就害怕了，就打出了白旗，就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就躺了下去。不，他们不会害怕的，不会打出白旗的，不会在投降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不会躺下去的！他们决不会的！他们不是军人吗？不是战士吗？他们知道怎么去面对死神。它翩翩飞来了，它盘旋在他们头顶上，它把它黑色的巨大的翅膀扑扇得哗哗作响，它想威胁他们，吓倒他们，就像它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可是它找错了对手，他们不怕它，他们觉得把胸挺起来是个好办法，把腰直起来也是个好办法，他们就这么做了，于是他们感到一股从信念流淌出的勇气源源不断地注入他们的身体，使他们的身体铮铮作响，百折不挠。他们依然是痛苦的，他们正在日复一日地经受着这种痛苦，但是他们不会让自己倒下去！有一天一家人正在吃饭的时候，关山林突然在饭桌上说，你们记不记得，路阳小时候玩过一个沙盘，老乌你记不记得？吃过饭后你们在储藏室里找一找，你们把它给我找出来。全家人都停下了筷子，朱妈和李部用一种惊愕的神情看着关山林，然后他们又用一种担忧的目光转过来看乌云。这是一次未曾预告的地震，或者说这是一枚被突然引爆了的定时炸弹，它将把所有的人在假想的平静中炸得粉身碎骨。但是没有。乌云的脸色很平静。他们没有交谈过，但她似乎知道他的心里在想着什么，她和他想的是一样。乌云很镇定地把手中的筷子放下，用手绢揩了揩嘴，说，我还记得，就是那些飞机坦克大炮和小锡兵模型吧？你和路阳不是还在一起玩过吗？是我把它们收起来了，我怕别的孩子把它们弄坏了，等吃过饭我就去把它们找出来。说完这句话她没动。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隔着饭桌，他们互相对视着。他提到了儿子的名字，她也提到了儿子的名字，他们都提到了他，他们都迈出了那一步！没有什么垮下来，没有什么轰然倒下。他们战胜了那对蝙蝠似的黑色翅膀，他们听见它胆怯而失望地从他们身边悄然飞走。他们互相对视着，眼眶里溢满了泪水。

那天晚上他们走出了院子，沿着院子里的林荫小道去散步。

春天已经很浓了，浓得已经能闻到夏天的味道了，院子里到处开着花，开着烂漫的月季和累累的串红。他们沿着鹅卵石铺成的小道，一直走到了围墙边。两年以前路阳回家的时候，关山林和儿子到这里来过，父子俩谈到了一场战争，那场战争直到现在还没有发生。现在他们就站在那里，站在儿子曾经站过的地方。夜晚，清风徐徐，整个山城一片悠悠飘飘的灯火，他们就像站在灯火丛中似的。嘉陵江从他们的脚下流过，江面上船灯点点，顺水而下或者而上，隐隐有轮机声传来，近了又远了，一艘船拉了一声笛，其它的船也相跟鸣笛，笛鸣声在两岸回荡，经久不息。他们都被这种生动的回声震动了。

她突然开口道，你说，他怎么这么傻？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没有提到儿子的名字，但他知道她说的是谁。他说，不，我们并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有什么事值得他这么去做呢？值得吗？

他说，那要看是为什么了，这才是重要的，可是我们不知道。

她说，就算这样，他为什么非要选择自杀这种方式？他难道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你说，他真的没有了吗？

他说，我想是的，如果有，他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既然他这么做了，那这就是他唯一的选择，唯一的理由，他不是那种糊涂的孩子，从来都不是。

她说，是他太自信了？他发现他的自信骗了他？是他忽略了？有一道坎他过不去？是他太优秀了？他受不了什么羞辱？还是一次意外？

他说，不，自信不是理由，忽略不是理由，优秀更不是理由，如果有什么坎，只有自信和优秀能帮助他通过，别的只能是侥幸和巧合，也不是意外，他是个优秀的军人，一个优秀的军人没有意外！

她抬起脸来看着他，她说，你就这么相信他？

他在黑夜中点了点头，他说，是的，我相信。

他们并排站在那里，靠得很近。他感到她在硬噎。他伸出一只手臂去将她搂住。她软弱地把头靠在他的臂膀上。她说，他才二十二岁，他才二十二岁，他还是孩子。她哭了。她说，我受不了，真的受不了。

他把她搂得紧紧的，他觉得自己眼角也湿润了。他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清冷的空气，这样他就镇定多了。他说，我知道他才二十二岁，我知道他还是个孩子。他是我们的大儿子，是吧？他再一次张开鼻翼，让自己的整个肺叶，整个胸腔都灌满冷空气。他说，但是，你不要哭，我也不要哭，我们都不要哭，我们为什么要哭呢？我们还有会阳、京阳、湘阳、湘月，我们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少了一个，我们还有四个，我们还有四个孩子，干嘛要哭呢？

他这么说，她听着，她觉得他的话说得多么好啊！她从他臂膀里挣出来，有些不好意思地揩了一下脸上的泪痕。她说，你说的对，我们还有会阳、京阳、湘阳、湘月，我们还有四个孩子，我不该哭，我为什么要哭呢？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哭了，再也不哭了。

她这么说，他听了以后笑了，她也笑了，他们都笑了。在黑暗中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笑脸，但是他们能感到。

他们感到了。

他们就是感到了。

湖北(1975-1996)-老家

1974年，军队的干部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赋闲了七年之久的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恢复工作。

关山林的报告得到了回音，但不是工作调令，而是一份善后问题处理的组织意见。组织上认为：关山林同志在文革前期的表现没有问题，1967年对他的休息处理是错误的，现宣布给予改正。对关山林要求恢复工作的请求，组织上的答复是维持现状。关山林说，这就奇怪了，既然1967年对我的处理是错误的。又宣布了改正，那为什么又不恢复我的工作？我不要你们给我平反，我只要求工作，就算不当领导，做点儿普通工作也行！关山林为此再度上京，要求给个说法，但直到他绝望地离开那个越来越像京城的城市，他始终没有得到过具有实质意义的答复。

1975年，关山林向组织上递交了回湖北原籍休息的报告，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得劳动，就得干点儿什么，军人的劳动就是打仗，就是保国戍边，失去了这个权利，那就和死了没什么区别，可在休干所这种地方，你他妈得活上一百岁才能死去，既然组织上不再需要他工作，那他不如回老家等死去。当年秋天，关山林携妻子乌云，孩子会阳、湘阳、湘月，保姆朱妈，一行六人，乘三峡号客轮自重庆沿长江而下，穿过瞿塘、巫峡、西陵三峡，抵达中原大都市武汉。在位于付家坡的湖北省军区招待所住了几天后，关山林由省军区一位干部部副部长和休干处处长陪同着，举家回到了洪湖老家。关山林坚持不在大城市待，要回，他就回老家，他才不在家门口做一个盼望朝廷召唤的寓公呢。当然，关山林不可能真的把家迁回洪湖故居去，只可能把家安在县城里，因为这个家不是他一个人，他还有老婆，还有孩子，他们要工作，要上学，他总不能因为自己而把他的老婆孩子都弄回乡下去捡麦秸拾牛粪吧！

关山林的到来使县里很忙活了一阵子，房子倒是抢盖出来了，军队拨来一笔营建款，地点是选在最好的城关西山上，这里环境又安静交通又便利，环山向水，气脉相承，是个等死的好地方。将先考虑乌云安排在县委或县政府挂个副职，人家十六级干部，比县委书记县长都高出两级，挂个副职都嫌委屈了，后来又考虑是不是再兼个文化局局长？大干部的老婆，文化自然低不到哪里去。可是到了关山林这里，县里的意见一下子就给他推翻了。关山林说不能让她当县太爷，你们给她换个工作。县里的领导说，老首长您看换什么工作好？关山林说，我看什么？我不看，你们有什么工作都行，随便给她一个，反正不能让她当县太爷。县里的领导犯难说，老首长，我们县太小，连县委书记县长都只有十七级，我们实在不好腾位子。关山林说，什么腾位子？腾什么位子？有什么位子好腾的？又不是看戏，看戏也能加个塞，管它前台后台的，能瞅上个人影儿就行。县里领导有点儿明白了，说，您的意思，不是让乌云同志当县长书记呀？关山林说，呸！你们怎么就这么点儿小肚鸡肠？你们这么小肚鸡肠，还能干出什么大事来？你们干不出大事，老百姓跟着你们还不是遭殃！县里领导羞愧难当，但毕竟一块石头落了地，就说，那就干脆让乌云同志只当县文化局局长，不戴副县长帽子。关山林说，文化局长也不当，你们不是有县医院吗？乌云是搞医的，你们让她当院长不行吗？她那几十年的经验管你们这里没有问题。县里领导当然不至于反对，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末了没憋住，还是提了出来。县里领导问关山林，为什么不让乌云当县级领导？关山林说，为什么？她是我老婆，我回县里来休息，我就是老百姓，别人做我的父母官行，我不能让我的老婆来做我的父母官！县里的领导于是恍然大悟。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云的问题解决了，剩下的就是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好解决，湘阳在县一中读书，湘月也在城关小学五年级注了册，会阳待在家里，由朱妈照看。县里民政局原打算给老首长家派个公勤员来，关山林没同意，关山林说，过去跟个邵越走了，跟个靳忠人走了，跟个李部又走了，我是等死的人，年轻人守不住，还是不要的好，免得分手时让人心里不舒服。县里想，公勤员不行，那就帮着请个阿姨吧，一个不算小的家，上有老首长，下有个傻儿子，麻烦事少不了，有个小阿姨，总能帮着搭搭手吧！这个主意却又遭到了朱妈的反对。朱妈反对的理由是她才五十出头，她还不老，家里粗活细活她都能干，老关的日子，会阳的日子，这些她都操持了二十年了，她知道什么是冷暖，何时该成淡，用不着个外人来绊手绊脚，如果他们要找个小阿姨来，也行，得等自已死了之后，什么时候自己一闭了眼，那小阿姨就可以跨进关家的门了。朱妈这么一坚决反对，县里帮忙请小阿姨的主意就流产了。县里是后来才知道的，关家的户主，外人知道是关山林，但日子那一块，却是这个朱妈说了算。关家平常如一日三餐，琐细如添东置西，普通如生活起居，都由朱妈做主，连关山林都插不上手。这是人亲眼看见的，说有一回，有个换沙发椅的拖着沙发从关家门前过，关山林正在门口和人聊天，卖沙发的和关山林说，老同志，换对沙发吧？关山林正聊得起劲，陡然被人一冲，没缓过神来。关山林说，换什么沙发？卖沙发的人说，坐的沙发呀？钢绕弹簧，整块海绵，小牛皮绷面，保你坐一百年不松不塌。关山林说，我有沙发，我换它做什么？卖沙发的人说，你有是旧的，我有是新的，换了我的沙发，你坐着舒坦，我也能养家湖口，两下都图一个好。关山林想想也是，说，那就换呗。换沙发的高高兴兴地从板车上往下卸沙发，正卸着，朱妈买菜回来了。朱妈说，你把沙发往我家门口卸干嘛？我家门口不是自由市场，不摆摊。卖沙发的人说，不是摆摊，这沙发已经卖了。朱妈说，卖给谁了？卖沙发的人说，就卖给你家呀！朱妈说，谁答应的？卖沙发的指着关山林说，这位老爷子呀？朱妈说，这沙发我家不要，你赶紧拖走吧。卖沙发的说，老爷子已经答应要了。朱妈说，他答应不算数，得我答应了才算数，你赶快把沙发拖走吧！卖沙发的再看关山林，关山林却装着没看见，背着手，望着天，早走掉了。这事一传出去，人家就说，嚯，到底是豪门深宅，气魄就是不同，连烧火洗衣服的老妈子也能当家做主，大气不喘，还不知道那家里的少主子老主子会有多大的威风呢！

关山林把家迁回洪湖没有多久，家中就变得热闹非凡起来了。

先是在县里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长叫住关山林老家那个管理区的主任，说，关老头回来了，你们也不去看看人家？管理区主任说，哪个关老头呀？看谁呀？县长说，你说哪个关老头，你们那里还有哪个关老头？你们那片恶湖口子，也就配出鱼鹰子了，还能出什么！——关山林关老头呗！管理区主任一拍大腿说，是他呀？我还以为你说谁呢！他不是在外面当大干部吗，他怎么回来了？他回来我们当然要去看，我们怎么能不看呢！于是，两天以后，管理区主任就带着区里的几个头面人物和大包小包的土特产，坐着一辆拖拉机到县里来看关山林了。这消息传得很快，没有几天，家乡人都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知道了大家就都来看，管理区来了公社来，公社来了大队来，大队来了生产队来，来的目的无非三个，一个是看望老首长，二是向老首长汇报家乡的工作，三是希望老首长能帮助家乡解决一些困难。关山林那段时间很忙，接待了这个又接待那个，有时候两拨人撞到了一起，就分开接见，先寒暄，再听汇报，然后处理问题。关山林对寒暄不感兴趣，但对后两项却做出责任在肩的样子，进行起来很认真。老家穷，若不穷也当不成苏区了，当不成根据地了。再加上来的干部们真心的目的想求他解决一些困难，所以在汇报工作上，多少就加了一些水分。关山林一边听汇报一边不断地皱眉头，关山林没有想到老家会这么穷，穷得干部们直落泪珠子，个个恨不得卖儿卖女来周济乡亲们。关山林即使想批评他们的无能也开不得这个恶口，关山林唯一能做的，就是拼着一份老脸去为家乡争得不断的支持。关山林开始行动起来，到处去搞拖拉机、柴油、发动机、电线、化肥，而且尽可能死皮赖脸地不给钱。关山林找县里要，也找自己的战友要。关山林说，洪湖是二军团的摇篮，洪湖人民为中国革命把血都用尽了，你们有谁能说看得下去，你们就可以不给？你们要是还有一点点儿共产党的良心，你们就拿出实际行动来，你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了，我关山林代表乡亲们给你们下跪，给你们磕头！关山林这个样子把县里给愁坏了，给吧，关山林开出的那些单子（实际上是别人开出的单子）都是紧俏物质，按计划分配都抢得打破头。不给吧，人家一个老革命，人家朝你亮共产党的良心，人家给你往下一跪当堂磕头，你这些局长县长的，担待得起吗？县里弄到后来只好躲着关山林，躲到办公室里给区里公社大队打电话，咬牙切齿地骂，你们这些狗日的！你们再拿关老头当枪使，我把你乌纱帽摘了，拿你的头当球踢！县里愁，关山林的战友也愁。战友们在电话里说，老关你有完没完？你左一张单子，右一张单子，你就算不累，我这里也不是国库，也没有那么多东西周济你呀，我就算是国库，我还有三分之二的老百姓没捞上饱暖，我也得天下有田共耕，有粥共喝吧？关山林不买那个帐，他冲着话筒说，你少给我打这个官腔，你这官腔我不爱听，你要记不得我提醒你，当年咱们革命那会儿，咱们是怎么举着拳头宣誓的？咱们挺着脖子喊，为天下受苦人洒血抛头！这话你忘了？你忘了我再说一件，那年打广济，你饿得受不了，你去偷人家马料吃，差点儿挨枪毙，是我把你救了回来，你苦尽甜来了，就把本忘光了，你还算个什么革命者？你还算个什么共产党员？战友笑，说，老关你狗日的，你给我上政治课呐！关山林不笑，说，政治课不政治课的，反正你得把单子给我办了，你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你这个共产党的土豪，我今天是打定了！

关山林通过信件和电话向人伸手，关山林有时候还亲自出面。有一次公社书记来看望关山林，公社书记按照程序寒暄了一番汇报了一番后，就提出春耕快到了，公社缺少农耕机械，希望老首长能给帮帮忙，并提供出早已侦察好的情况，说，县里农机厂生产的一种手扶拖拉机很不错，它差不多就是专门为关山林家乡的土地生产的。县农机厂的厂长和关山林熟，关山林二话没说，就去了农机厂。关山林一见厂长就说，老胡老胡，你怎么这些日子不去看我了？是不是怕我打你的秋风呀？胡厂长也是喜欢这个半点儿官架子都没有的老革命，若是平时见了，总要拉上去路边的小酒馆喝上一气，但今天他一看关山林那架势，心里就明白了几分，暗自叫苦不迭，脸上还堆着殷勤的笑，说，谁说我怕你了？我什么时候怕过你？当年周总理来县里，我还和他老人家握过手呢。我怕谁呀？我这段时间不是忙着吗！你别在这么蹿，别影响我的工作，回家待着去，等我忙完这阵子，我就去家里找你闹酒喝。关山林悠悠地说，原来你不是怕我，你是忙呀？忙好，老胡你忙好，你一忙，生产就上去罗。胡厂长一听这话有名堂，立刻做出一副苦脸，说，忙还不是白忙，也没忙出个什么劲儿来。关山林说，这就对了，老胡这就对了，我说这段时间没听见你的好消息，倒是听人说你偷懒，原来你是偷懒，老胡你怎么回事儿？你一个老劳模，这不是给我们老家伙丢脸吗！胡厂长一听这话就跳了起来，嚷道，谁说我偷懒了？谁说我丢脸了？是谁胡[尸求]说的？我一个共产党培养出来的劳模，我人民大礼堂进了五次，我怎么会偷懒？我整天泼命似的干，我十盆血吐掉了七盆，我恨不得累死！关山林说，你嚷什么嚷？老胡你嚷什么嚷？嚷能说明什么？一点儿也不能说明。你没偷懒，你就拿成绩给我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胡厂长急得一脸通红，说，我当然有成绩！我当然拿给你看！你以为我拿不出来？胡厂长说着就领着关山林走进落了大锁的成品仓库，领关山林看那一排排红漆锃亮的手扶拖拉机。胡厂长得意地说，怎么样，这算不算成绩？不是我老胡吹牛，省报都发了我的表扬稿，满世界都知道了，怎么就你不知道？你还批评我偷懒！关山林点点头，慢吞吞地说，谁说我不知道？我当然知道，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来找你老胡。胡厂长一听，明白上了当，作揖说，老关你饶了我。关山林说，我是想饶你，可乡下不饶你，老胡你也别紧张，你这儿物产丰富，东海之大我只取一瓢饮，我只要三台，多一台我不要。胡厂长说，老关我是有计划和任务的，我要完不成，县里要罢我的官！关山林硬心肠地说，我不管你的计划，我不管你罢不罢官，我只认你这个财主，你是财主，我就打你的土豪分你的田地，我不打你打谁去？胡厂长看着守不住，就讨价还价。胡厂长说，老关我给你一台，款子你想什么时候付就什么时候付，我不催你，怎么样？关山林不容商量地说，三台，款子的事再议。胡厂长说，那，两台？关山林说，三台，一台不能少！老胡你怎么像个卖小葱的娘儿们？你太让我失望了！失望得都不像一个共产党员了！胡厂长哈哈大笑，说，老关真有你的，老关我这就知道当年你们是怎么把革命闹成功的了，老关我就答应了，我就给你三台，一台不少你的，不过你得等一段时间，我这些都是有了主的，我再给下单子去。关山林也哈哈大笑，说，老胡你给我来缓兵之计，你当我是新兵蛋子呀？行，要我等我就等，等多久都行，我就在你家住下，什么时候你把货给我，我什么时候走人，我也好侍候，每顿四凉盘四热炒，外加半斤五粮液，老胡这不为难你吧？老胡灰心丧气，他气呼呼地说，你这还叫不为难，你这还叫好侍候，你这位上几天，我一台拖拉机就没了，我还不如趁早给了你，来个痛痛快快的纸船明烛照天烧，送走你这瘟神的好！行了，你叫人明早来提货吧，但是老关我有一句恶话在心口堵着，我不说不痛快，我得说给你听。老关，你这个样子，你完全像一个明火执仗的强盗！

关山林这样整天忙乎，就给家里增添了很多负担。首先是吃。老家不断来人，一来一大帮，一个月得几斤茶，好几条香烟，喝完抽完还得吃饭，乡下人干的是体力活，肚肠大，朱妈几天就往粮店跑，去背米。关山林有规定，凡是乡下来了人，饭桌上不能断了酒，不能断了肉，荤素加在一起不得少于八个盘。关山林说，人家在乡下，一年到头难得沾上油水，过年才能割上一块儿肉，人家进城来看我，就算走亲戚，也得添两个菜吧。朱妈整天大篮小篮地往家里提鸡鸭鱼肉，在厨房里忙昏了头，朱妈说，你哪里是在待亲戚，你这是在闹共产呢！关山林说，共产有什么不对？咱们当年闹革命，咱们不是图共产又是图什么？朱妈你别给我耷拉个脸，你别给我丢面子，我告诉你，这不是一顿饭的事，这是共产党让不让人寒心的事！朱妈说，有这么严重吗？关山林说，有没有这么严重，看咱们怎么想，怎么做，再说了，人家每次来也没空过手，人家不也往这儿送东西吗？朱妈说，你也不看看那都是什么东西，一把粉丝见汤就糊，一口袋红苕干长了霉让我送人喂了猪，几条小鱼干连“上尉”都不吃，就送这个，也值得你这么念叨。关山林认真地说，东西你不爱那是其次，可人家那是一份心，人家一份心交给你，你就是手脖子再觉得累，也得恭恭敬敬把它举到头顶上供着！其实朱妈打心眼里是赞同关山林这个心思的，朱妈就服关山林，所以朱妈再忙再累，也毫无怨言地往家里扛米，往家里大篮小篮地提鸡鸭鱼肉。但是朱妈这么做，也不是一点儿意见也没有，朱妈是有意见的，朱妈的意见不是吃，是住。乡下来了人，不光喝酒吃肉，还得住宿。关山林不让人家去住旅店，要人住在家里。关山林说，家里又不是没地方，家里宽敞得住一个团都行，何必花那个钱去住店！省下几个是几个，都是老百姓的血汗珠子，别拿着去烧包！关山林这么一说，家里就成了旅店，乡里无论谁来了都住家里，有时候一两件有时候七八个，住也是有住的，但就是住下的人没个讲究，首先是随地吐痰，吭哧一口，吭哧一口，吐得到处都是。朱妈特地多买了两个痰盂回来，一个屋放一个，都放在挺显眼的地方，但不管用。朱妈就专门叮嘱，说，你们吐痰往痰盂里吐啊！人家也点头，笑着说，我们知道了，我们再吐就往痰盂里吐。可是朱奶一背过脸去，吭哧一声又吐到地上了，不是故意，是没这个习惯。再就是不爱洗脚洗脸。大老远的来，一身的风尘，又都是干活的人，身上攒着汗泥，到晚上睡觉时，新崭崭的被絮往里一钻就打开了呼噜，想让人洗吧，人家脸红得不好意思，说是不脏，前几天才洗过。朱妈自己就出生在乡下，知道乡下人那点儿羞涩，也不好硬把人往洗脸间里拽，拿洗脸盆打了热水给端到房间里去，第二天早上人走了，朱妈去打扫房间，看那半盆水成了一满盆，白水成了黄汤，一闻还有股尿臊臭，原来人家图方便，把洗脸盆当作了尿盆。地可以天天拖，洗脸盆可以天天洗，但被絮不能天天换，天天换关山林就有意见，说是显出了嫌弃，显出了铺张，显出了隔阂。关山林生气地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不就是被子黑一点儿吗？不就是褥子脏一点儿吗？黑点儿脏点儿又能怎么样？未必就死人了不成？你们那么张扬，你们还有一点儿阶级感情没有？哦，就显出你们的干净了？我看未必，我看要说脏是你们脏，是你们的脑袋瓜子里脏！关山林一边说着一边拿粗大的手指用力往自己的脑门上戳，表示一种强调。关山林这么一戳，就把朱妈戳得心虚了，朱妈背后找乌云诉苦，说，脏是事实吧？不干净是事实吧？我也没说嫌弃的话，也就是拆拆洗洗，这就不干了，还要挨批评。乌云也不好协调，明知朱妈是个有着洁癖的人，眼里和心里都看不下去，但关山林把问题上升到阶级感情的高度上，那就不是一般的问题了，那就是原则性问题了，在原则性问题上没人敢做关山林的对手，乌云就只能单方面劝朱妈，要她睁只眼闭只眼。朱妈说，我能睁只眼闭只眼吗？你没看看客人那个房间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也不好形容，我也形容不出来，反正连“上尉”都不愿进去，“上尉”一到门口就绕着走，你想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惨状！乌云说，朱妈你就不要犟了，你在我们家几十年了，你该知道，要比试犟，我们谁都不是老关的对手，我们合在一起也不是他的对手．我是服这个气了，我劝你也服这个气，在别的方面，你该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想怎么管就怎么管，随你的心愿，客人房间里的事情，你就放任自流吧！朱妈在这个家待了几十年，知道这个家是怎么一回事，知道这个家的实际统治者是谁，知道她不能拿那个顽固不化的统治者怎么样，先前来找乌云，也只当是找一个倾诉的对象，找一个理论上的同盟军，现在分明同盟军是没有的了，再往下说，说不定还会说出另外一个对头，朱妈只好不说了，只好扭头走开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朱妈嘴上不说，心里却禁不住想，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乌云她也算是个极爱干净的人吧，她搞了几十年的医，最认的就是一个干净，平时谁吃饭前不洗手她都不依，怎么碰到老关这人，她就软了虚了？她就什么原则都可以放弃了？这个家里，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主宰着？

关山林父母早亡，老家已没有几个亲人，不过和关家沾亲带故的亲戚却不少，这些亲戚大多是穷亲戚。这很合情合理。老区过去很穷，因为穷，人们才无所顾及且热情洋溢地起来闹红。闹得天翻地覆乾坤颠倒。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老区在换了一个朝代之后仍然很穷，使了多大的劲儿都没能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也不会再起来闹红了，因为这个朝代是他们自己嚷嚷着打下来的。在这个朝代里，上上下下都有不少老区的子弟在做着官，他们不能造自己子弟的反，他们只好一如既往地穷下去。但是老区人也有别的办法对付贫穷，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向在外做官的子弟讨救济。老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心安理得地成为国家的五保户，吃着国家粮库调拨的粮食，穿着国家军队支援的衣服，花着国家银行提供的钞票，老区应该算是共产主义的试验之地。关山林的大多数亲戚都具有这样的素质，因为知道关山林回到了洪湖县，他们的这种素质就有了发挥的机会，他们一个个都非常善于写信，他们在信上写一些几十年前的人和事，问关山林还记不记得这些人和事？他们在信上潦草而又言简意贱地写道，二爹（或二爷），此信无它，只是家中生活困难。然后他们就敬祝二爹（或二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他们源源不断地写来那些贴着八分钱脏兮兮邮票的信，用它们来瞄准关山林。老实说，它们的成功率通常都比较高。关山林对这些“此信无它”的乡下来信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饱满的热情，在乡下他已经没有了太多的直系亲属，但他还有一份浓得割舍不下的乡情，那些乡下来信就成了一条条毛细血管，一头连着散发着新鲜气息的乡土，一头连着他的肚脐。关山林一直热衷于遥控有求于他的穷亲友们摆脱穷困，走向富裕，他给他们寄钱去，同时也给他们出一些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主意。关山林有一个远房侄孙是个孤儿，他的爷爷当年和关山林一同当的兵，以后战死在川北。这个远房侄孙向关山林诉苦，说自己家无隔夜粮，身无过冬衣，四十岁的人了，连媳妇都说不上一个。关山林很难过，他给侄孙寄了一笔钱，让侄孙喂鸭子。老家湖汊纵横，鱼虾密布，喂鸭子只需花费一些力气，用不着更多的投资，关山林详细地算了一笔帐，按照他的算法，这笔钱加上侄孙两年的汗水再加上鸭生蛋蛋孵鸭的理论，是可以使侄孙过上宽裕的日子，并把一个健康的农家女娶回家里来。但没过多久侄孙又写信来讨救济。侄孙在信上说：遵照二爷的指示喂了鸭子，鸭子也长得很活泼，特别是它们集体在湖里嬉水的时候，样子是极可爱的，但是鸭子全被人药死了。侄孙说他打算改喂种猪，他不会被灾难所吓倒，他难道不是红军的后代吗？侄孙解释说种猪是圈着喂的，不可能去别人家的塘里戏水，所以绝对不会被药死。关山林觉得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关山林尤其感动的是侄孙不被灾难吓倒的决心，于是他又给侄孙寄去一笔钱，同时还写了一封厚厚的信，在信中他叮嘱侄孙多多向技术员讨教，学习科学养猪的方法。关山林守着晨露把那封厚实的信交给了邮递员，但这不是关山林写给他侄孙的最后一封信，实际上在那之后他还写过好几封信，除了鼓励和教育之外，信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他的那个不成气的侄孙不断地写信来诉苦，说种猪得了瘟疫，打算改盘豆腐房，又写信说豆腐卖不出去，准备改办榨房，接下去是榨房收了一大批发了霉的货，全亏了进去，想想还是不如开小卖店稳妥，就算小卖店一样东西也卖不出去，东西还是自己的，吃用不到别人头上去。

关山林终于发现他的错误了，他终于发觉事情在什么地方被弄错了，要么是他的那些穷亲戚，要么是他自己，反正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和单纯，不像他想的那样，仅靠着勤奋劳动就能改变穷苦的面貌。关山林想弄清楚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它们的症结在哪里？于是，关山林决定回一趟老家。

关山林震惊了，他没有想到老家虽然解放了近三十年之后仍然还是那副老样子。小车在离境子几里路之外就停下了，走．不动了，通往烷子的路又窄又破，小车根本开不进去。关山林下车走，一路走着，眉头就越皱越紧。沿路全是荒芜败衰的景象，田里的野草比秧苗高，地里看不见耕牛也看不见庄稼；零落的农舍泥墙稀缝，屋顶的麦秸都发黑了；卧在农舍前的瘦狗见了陌生人连叫的力气都没有，性子烈点儿的也只是白着眼哼哼几声；有一个七八岁的光屁股孩子在路边没精打采地丢石头玩，显然是玩热了，也不嫌脏，就在田边用污黑的手掬着田里浑浊的水来喝。这一切都使关山林难受，使关山林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越来越难看。

关山林回到垸子里的当天就召集队里的干部和大娃社员们开了一个会。会是在晚上开的，这样就显得有些神秘。村里的干部们早早就来了，他们一个个袖着手勾着腰走进屋里，恭恭敬敬地管关山林叫爹或舅或爷，然后他们就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牌香烟上，会由关山林亲自主持。关山林对烷子的衰败和贫穷十分痛心，他痛心得浑身发抖，他大声叱骂着他的那些堂兄弟和叔伯侄儿侄孙们，挨个儿指着鼻子把他们骂得狗血淋头。关山林血压升高，心跳加剧，面色赤红，嘴唇哆嗦，有一个时候他差点儿一头倒了下去。而那些远亲近邻们则一边点头哈腰，一边唯恐落后地一支接一支吸着关山林带去的红牡丹香烟，直到把它们全部吸光。他们谁也没有认真地听关山林骂了一些什么，他们也不管关山林为什么要骂，因为有了这么高级的香烟，他们甚至是很喜欢听关山林训话的。

只有一个人既没有点头哈腰，也没有吸关山林带回去的红牡丹，他吸自己的烟叶子。这个人是大队民兵连长关斗。关斗三十来岁，共产党员，当过兵，是关山林的一个远房外甥。关斗低着头吸他的烟叶子，吸得一头云雾。等关山林训话训够了，关斗就磕了磕烟袋开了口。关斗说，二舅，您老也教导了，也骂了，您老教导得也对，骂得也对，但是共产党讲的是唯物，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让乡亲们吃了苦，我们也是有唯物的。关山林转过身来看关斗，关山林说，你说有什么唯物，你把你的唯物讲出来，你若讲出一个唯物来，我就不骂了，你若讲不出个唯物来，我还骂，我不但骂，我还打你的屁股！关斗坐直了，不是怕打屁股，是下决心把一肚子的苦水倒出来，若不倒出来，受委屈是小事，让二舅认为共产党员和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不是同心同德的优秀分子，那也是给党抹了黑。关斗说，二舅，不是我们不下力气，不是我们不给你们这些老辈儿长脸，不是我们不想让乡亲们过上富裕日子，我们也是拼足了力气，我们恨不得都把自己当做牛，我们有时候都想哭，都想打个包裹背上走人，躲出去不见人。但光有这份心有什么用？光有这份羞耻有什么用？它能挡着什么？二舅你老不知道我们有多么难，我们难，我们田少地瘦，我们劳动力都被征去围堰去了，我们早了涝了弄不到机器抽水，我们地里的苗黄了弄不到钱买化肥，大人娃娃肚里没粮食，尿出的尿都没臊味，没肥劲，只能看着苗儿一日一日地黄下去，黄成一把引火的柴草，我们就去找管理区，求管理区拨一点儿化肥给我们。可管理区说化肥要指标，没有我们大队的指标。我们大队的干部一起在那里下跪了，我们想跪也得为乡亲们跪回两斤化肥来。可没有，我们没有跪回来，别说两斤，连二两都没有跪回来，我们是白跪了，我们那天很晚才回来，我们在烷子外面转悠，直转悠到天黑，我们是没脸见乡亲们呀！二舅您想想，您想想二舅，我们能怎么样？您让我们能怎么样？我们当的是乡亲们的干部，我们稍有半点儿办法，也不能让乡亲们苦着，我们都恨不得把自己零割了细碎着卖掉！可就算这样，就算能剁出百十斤人肉来，又能卖给谁去？二舅您说我们卖给谁去？！关斗说着，六尺高的汉子竟然眼里有了泪水，在眼眶里噙着没能噙住，扑籁籁地滚落下来。

关山林怔在那里，出声不得。他带去的烟已经被抽完了，一屋子的烟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没有了烟抽的乡亲们将他紧紧地笼罩住，憋得他连气都喘不过来。他那特大的头颅上开始冒出缕缕的热气来，他的印堂间开始烧出火苗来，他腰杆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端坐在烟雾之中，端坐在他的乡亲们之中，一动不动。关斗抽泣了一会儿不抽泣了，抬起头来看着他，别的人也抬起头来看着他。他们不是在看，他们是在听，他们听见关山林的身上，先是两只手，接着是腿，然后是腰杆和脊梁间，嘎吧嘎吧地发出骨关节错动的声响，那些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响，到后来，连他们坐着的这间屋子都给震动得摇晃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