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节（第651-700行） (14/45)

aliena

sunt,

tempus

tantum

nostrum

est

（除了时间之外，我们一无所有）。

（3）

我的身体在世就是个体命运的发生，不是我撞上了命运，而是命运撞上了我，或者说我的身体撞上了我的灵魂。个体命运是由个体的身体与灵魂的相逢牵扯出来的，没有偶然而在的个体身体与灵魂的相逢，也就不会有命运这回事。身体的决断逃避不了，盖因于此。无论我的身体做何决断，命运都会附在我的身体上，只不过要么表现为幸福、要么表现为不幸。

肉身偶在之“偶”因于身体与灵魂的一次性相逢而来的蜕变。肉身浑身是偶然，在肉身上没有丝毫必然的痕迹。正因为肉身是偶在的，所以它沉重。身体的沉重来自于身体与灵魂仅仅一次的、不容错过的相逢。阿蕾特相信灵魂是身体的影子——希腊人把灵魂说成轻盈的嘘气——时时跟随着身体；特丽莎相信灵魂与肉身一样属于此世，与肉身一同在大地上飘荡。自从卡吉娅－萨宾娜颠覆了阿蕾特“美好”的生命想象，灵魂与身体的同体关系就被拆开了。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灵魂与肉身有如两位互不相识的漂荡者。特丽莎以自己的个体命运提出了这一问题：灵魂与肉身还需要相互找寻对方吗？

与特丽莎相逢，托马斯恢复了自己身上的灵魂感觉。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使托马斯惊悚地看到自己身体的偶在性，看到既被社会主义道德的意识形态、也被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起来了的属己的个体命运。与特丽莎一起度过的生命时光，让托马斯领会到自己身体一次性的、不容错过的命运意蕴。他最终选择了阿蕾特沉重的身体，而不是卡吉娅身体的轻逸。身体的沉重和轻逸的差别，就是“只发生一次的才是永恒的”与“只发生过一次的压根儿等于没有发生过”的差别。在与特丽莎和萨宾娜的身体差异的偶然关系之中，托马斯恍然悟到，人义论的自由伦理隐瞒了自己身体的机遇，这机遇就在于他并不可能事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身体与哪一个身体结为在世伴侣才会幸福。

特丽莎身体的沉重让托马斯懂得，在“命运”这个词的含义中，不是“沉重、必然、价值”的交织，而是令人惶然的“幸福”与“不幸”这两个全然相悖的可能性的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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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丽莎身体的哀歌

［小.说.t.xt＾天）堂）

（1）

灵魂与肉身在此世相互找寻使生命变得沉重，如果它们不再相互找寻，生命就变轻。

肉身是要死的，但灵魂不是不死的。肉身有自己的为灵魂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灵魂也有自己的为肉身所不具有的感受性和认知力。这两种感受性和认知力的分离，正是人们可以从窗外日益渐浓的现代之后的“主义”

风景中体知到的秋寒。

肉身已不再沉重，是身体在现代之后的时代的噩运。身体轻飘起来，灵魂就再也寻不到自己的栖身处。曼德尔斯坦姆的一首诗述说过这种担忧：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2）

赫拉克勒斯在自己人生的十字路口上遇到的问题是决断自己的肉身应有何种幸福，昆德拉通过托马斯与两个女人的故事，把赫拉克勒斯的决断变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个体生命事件。托马斯选择了特丽莎，他承认自己的幸福来自特丽莎身体的沉重。

托马斯知道，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拋弃快乐的房舍，眼下以及将来，他将放弃他的天堂和梦中女郎，他将背叛他爱情的“非如此不可”，伴随特丽莎离去，伴随那六个偶然性所生下来的女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256页）

昆德拉的故事结局看起来与苏格拉底讲的故事的结局一样，其实不然。托马斯的觉悟过程，是特丽莎的身体和灵魂受伤的过程，托马斯的幸福掺加着特丽莎的不幸。

特丽莎经历的是一次凉彻心骨的伤害，痛不欲生的心碎……特丽莎本是阿蕾特那类天生丽质而又十分懵懂的女人,她不懂托马斯式的性漂迫,不懂为了身体而身体的伦理原则采用的反抗媚俗的借口。托马斯对他说过好多谎话，特丽莎都曾经当真了，她的生命被这些美丽的谎话搞得破碎不堪。从与托马斯的生活中，特丽莎体悟到自己曾经以为的幸福不过是悲凉。特丽莎本来以为，遇到托马斯，自己不仅会给他带来美好的声音和景致，自己也会拥有美好的、牧歌般的幸福——阿蕾特对赫拉克勒斯期许的、也是阿蕾特希望自己拥有的幸福，但从对托马斯的痴爱中特丽莎得到的只是身心俱悴。她发觉自己身体上的灵魂像一条蛛丝般的细线，很容易断裂，一不小心，就会跌入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毫无意义的地方。特丽莎伤心地发觉，牧歌般的幸福只有在人与动物之间才可能寻得：

没有人能给其他人一种牧歌式的礼赠，只有动物能这样做。动物不是从天堂里放逐出来的。狗和人之间的爱是牧歌式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317页）

考夫曼用电影语言讲述特丽莎把卡列宁抱去埋葬时，配上了捷克作曲家雅纳契克（janacek,

1854—1928）的《弦乐牧歌》中最悲凉的一章（idyll

for

string

orchestra,

v.

adagio）。特丽莎埋葬的不是卡列宁，而是她对美好生活的想象。特丽莎身体的悲哀留给了萨宾娜，在这牧歌般的悲哀面前，萨宾娜对媚俗的锐气第一次哑然了。

（3）

特丽莎在现代之后的季候中的受伤——那高于美，甚至高于真和善的这一个身体灵魂的受伤，使她的身体成为一曲哀歌——那必死的肉身和灵魂在爱中活过所见证的破碎和毁灭谱写的哀歌。即便诗的语言也没有能力触及这美好的身体灵魂遭毁灭的哀情，只有无词的歌声才能蕴涵。

伤害并没有让特丽莎放弃自己的身体伦理原则,改变自己的个体性情。她的受伤就是她的成熟，成熟到她的身体灵魂更加清纯透明——经历过并懂得了人生中的污浊和破碎的清纯。这清纯成为凝重的信念：仍然相信人生中毕竟有美好的幸福和景致。

马丁-路德的一句话曾表达出这种出死入生的信念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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