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节（第1951-1982行） (40/40)

父亲也在房坡底下营造自己的工事。他首先让母亲领着两个弟弟躲避在两座大屋夹角中的一间小屋。又以一张长条书桌为支撑，桌下铺了草苫和凉席，桌上蒙了两条厚棉被，又拿了一本宛儿姨手抄的《劈破玉》弹奏曲、一把扇子，让我跟他一起钻到桌子底下，一人靠着一根桌子腿，成对角线躬身坐着。父亲递给我一只手电，让我学习使用探照灯的原理，用手电瞄准曲谱发射。他开始随着扇子扇出来的节拍哼唱曲谱，叮嘱我务必为他打的节拍记数。屋顶上，战斗双方正在猛烈对射，机枪射击的声音像刮风。有一种名叫“空中炸”的子弹，不停地在空中爆响，发出嘎啦嘎啦的怪叫，折断了院子里的树枝。我大声说：“爸，我听不见你的声音！”父亲对着我的耳朵说：“我没有叫你听我的声音，你看着我打拍子的动作记数就对了。”一颗炮弹轰地在屋后爆炸了。父亲吸了一下鼻子，感到气味异常，就暂时停下来，用铅笔在停下来的地方画一道杠，凑到我的耳边大声问我：“这一颗炮弹怎么这样香？”我说：“它炸了咱家屋后的花生厂。”父亲释然地点了点头，又问：“几拍了？”他得到了明确无误的回答，就把数字记在曲谱上，重新打起节拍，继续着听不见声音的哼唱。父亲完成这项工作的时候，枪炮声开始稀疏下来。父亲说：“《劈破玉》峰回路转、潮起潮落，共计四百八十拍，你刚才记的是四百七十八拍，小有差错，要怪那一颗对花生不怀好意的炮弹。”

解放军的炊事员担来了两筐热包子，在屋檐下的台阶上铺了一张席，包子乱滚乱爬地堆在席上。房顶上的战士轮流下来吃包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发现桌子底下有手电闪亮，就把挎在脖子上的冲锋枪向桌下一歪，叫道：“出来！”父亲探出脑袋说：“你是叫我吗？”小战士问：“你在干啥？”父亲钻出来说：“我在读曲谱，一支古曲的谱子。”小战士看了曲谱，不甚明了，上下打量着父亲，“你是啥人？”父亲说：“哦，请你等一下。”他开始翻箱倒柜地寻找，最后才忽地想起来，急忙跑过来掀了棉被，从我们坐卧其下的书桌抽屉里找到了他的教授证书。

我认定这是父亲的一个错误，因为教授证书上有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部长的签名和印章，更加恶劣的是，证书上方居中的地方还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的标记。父亲把证书捧送给小战士，小战士大概不识字，却一眼盯住了“青天白日”，急忙叫来排长一起研究父亲的证书和曲谱。排长看了曲谱，露出大惑不解的样子，又看了教授证，问：“啥是教授？”父亲说：“教是教书的教，授是授课的授，我是h大学一个教书授课的。”枪炮声又一阵紧似一阵。排长要把教授证和曲谱塞到小战士的饭包里，却塞不进去。父亲急把黑皮包递过去说：“应该装在这里。”排长采纳了父亲的建议，对小战士说：“你立即把他和这两样东西交给指挥部审查，指挥部就在大学里。”

父亲被小战士带走的时候，穿着白色的短衫、睡裤，好像从床上被人揪起来，又被小战士勒令拎着皮包走，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母亲从小屋里跑出来，对父亲说：“这肯定是一个误会，你会安全回来的，会的！”父亲说：“甚好，我正要去西一斋拿一些书报回来。”

父亲刚走出院子，街上响起了密集的机枪对射声。我向父亲跑过去，说：“爸，我和你一起去。”父亲说：“甚好！”又拍着我的脑瓜儿说：“你要保护好这个东西。”冷枪像飞蝗“啾儿啾儿”地从头顶掠过，子弹撞在砖墙上，墙上“怦怦”地冒着青烟，出现了一个个麻坑。小战士大口大口地吃着包子，不时地在身后发布命令：弯腰！侧身！溜着墙根儿走！最骇人听闻的是：卧倒！我和父亲都一一照办。

我十分羡慕这个小战士勇敢无畏的样子。他始终紧绷着脸，与我们保持着几步远的距离。他一听见飞机的声音，就会激动起来，咬着牙，用枪口瞄着飞机，好像盼望飞机飞过来与他较量，骂一声：“狗日的东西！”我想起了难童收容院里的杨锁，我觉得杨锁穿上军装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被带进了h大学校园里的七号楼。小战士把父亲和黑皮包交给了七号楼里的军官。军官又把父亲交给一位正在忙着打电话的首长。首长看了教授证，露出惊讶的样子说：“张教授，炮火连天，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父亲说：“不是我要来，是你的部下把我送来了！”首长说：“乱弹琴！”他向曲谱的标题上掠了一眼，笑道：“好家伙！明代古曲，是国粹哩！哈哈，我们的战士硬是把它当成密电码了！”他把教授证和曲谱装回皮包，递到父亲手中，说：“张教授，我们的战士来不及学文化，今后要加强教育。请你走好！”

军官把父亲带出了七号楼。父亲说：“我的书房就在西一斋，我到我书房里去一下。”军官说：“对不起，现在这里是军事重地，师生都疏散了，不能随意出入。”军官把父亲领到学校东北角的一个小门，密集的炮击声正在龙亭那边炸雷般地轰鸣。一颗炮弹呼啸着落在操场上，炮弹掀起的泥土溅落在我们的脸上、身上。军官说：“请走好，不远送了！”父亲抖落了身上的泥土，向军官的背影微笑说：“你能给我一支枪吗？”

我和父亲处于校墙与城墙之间的开阔地上，必须由北向南通过大约一千米的距离，才能向西折入市区。周围不见人影，只有我和父亲向南走着。我忽地感到我和父亲的孤独，成了作战双方都无暇顾及、都没有发生兴趣的人。南边天上却来了飞机。地上响起了对天射击声。我感到飞机是冲着父亲飞来的。父亲的白衫白裤映衬在褐色的开阔地上，手中的黑皮包一闪一亮，从天上看下来，一定十分耀眼。父亲似乎也注意到飞机盯上了他，就把皮包遮在我的头上，对飞机说：“你好好看一看嘛，你还不至于向一个明显的非军事目标发泄仇恨吧！”话刚落地，飞机就带着骇人的呼啸俯冲下来，父亲抱着我紧缩在地上，一个巨大的阴影携带着无数只飞鸟从头顶掠过，身前身后溅起一绺绺的土烟儿。我和父亲被猛烈的气浪掀起来，摔倒在地上。飞机向北边飞去了。父亲发现我们都还完好无损，拉起我说：“快走，这个玩笑开大了！”我们继续南行。后脑勺上再次感觉到了飞机的轰鸣。飞机从北边折回来，像一块硬邦邦的犁铧贴着头皮犁过来。两边都是笔立的墙，我们没有地方隐蔽自己。父亲仰起面孔，直视着呼啸而来的飞机。接着就猛烈地震颤了一下，扬了一下右手，陡地扔了皮包，手腕上喷涌出浪花一样的鲜血。父亲用左手紧掐着右手腕，问我：“你还好吗？不要怕，我们走吧！”飞机又从南边折回来。父亲露出了恼怒而绝望的表情，那是天要塌下来只好用脑瓜儿顶着它的表情，父亲说：“儿子，咱们没处躲、没处藏啊，那就直着身子走吧！”父亲走得从容不迫，甚至走得容光焕发。飞机再次俯冲下来时，我正在捡起父亲丢在身后的皮包。父亲照旧用左手掐着右手腕，笔直地向前走着，鲜血洒在路上。巨大的阴影挟带着骇人的霹雳从头顶掠过，父亲像跳舞一样跃起来，鲜血又像花瓣儿一样溅起来，软软地在空中打了个滚儿，重重地落在地上。我丢了皮包跑过去，紧紧抱住了父亲。父亲的脖子和胸脯上都在汩汩地流血，把他白色的短褂染成了鲜红的颜色。父亲看了看我，嗓子里“咕噜”了一下，叫了一声：“儿子！……”留下一个自嘲的苦笑，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在开阔地的南端，押送父亲的小战士正与飞机较量。他手持冲锋枪，围着一个千疮百孔的空碉堡打转。飞机从南边飞过来，他转到碉堡北边向飞机射击。飞机从北边折回来，他又转到了碉堡南边。他用轻蔑的、甚而是挑衅的眼神盯着飞机，在迸飞着火光和硝烟的碉堡下边腾挪跳跃，瞅准飞机俯冲下来的节骨眼儿上与之猛烈对射，像是在捉弄一只急头怪脑的黑老鸹。当飞机气哼哼地向远方飞去的时候，他爬上碉堡，向飞机远去的方向撒了一泡热尿，又盘腿坐在碉堡顶上，如同坐在自己家里的麦秸垛上，继续吃起了包子。他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人。这情景永远留在我记忆的皱褶里，对应着父亲的脆弱与无助。父亲仅仅被一场将他排除在外的战争蹭了一下，就像一只被割破喉管的绵羊，倒在汩汩冒泡的血泊里，生命在瞬间消失。父亲的皮包也被我丢失在两堵墙壁之间的夹道里，我不能原谅自己。

父亲终年四十三岁，治学仅得二十年光阴，还有八年以上的光阴被笼罩在战火硝烟里。包括他离世后由南京正中书局出版的《鼓子曲言》在内，一生著述仅得二百余万字。

母亲把父亲安葬在开封东郊的“乱坟岗”上，那是一块属于孤魂野鬼的青草地。戴上八角帽、穿上了军装的堂舅也出现在父亲的墓地。当母亲领着她的五个子女挥泪焚烧了写给父亲的一篇祭文，堂舅劝慰母亲：“他们的父亲在黎明前离去，你要站起来迎接黎明。”三十四年以后，母亲经历了黎明以后不曾预料到的诸多困苦，无怨无悔地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三岁。当时我正挎着一个被秋雨打湿的小包，浪迹嵩山脚下，没有及时得到母亲病危的电报。姐姐和弟弟起了父亲的遗骨火化，与母亲的骨灰一起，安葬在开封西郊公墓。

父亲埋葬在“乱坟岗”上的时候，有人看见一个脸色苍白的女子，举着一把黑色的雨伞，来给父亲扫墓。那是清明节的黄昏，扫墓人都已离开了墓地。她独自伫立墓旁，只有无声的细雨伴着她无言的悲泣。她在墓前焚烧了厚厚一叠字纸，火蝴蝶翩跹飞舞，翅膀上挂着破碎的音符，在细雨中纷纷坠落。她不知道，我的母亲正在农人看管庄稼的小草庵里注视着她，没有妒嫉，只有含泪的悲悯。

2002年春节一稿，8月修改

远去的驿站后记

写入这部长篇小说的是三个家族内外的众多人物。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但我不敢占用读者过多的时间，试图找到一种比较“经济实惠”的结构，将三个家族包容在一部小说里，而不必在编织各种人物的相互关系上挖空心思。我从“冰糖葫芦”和“烤羊肉串”的“结构”方法上受到了启发，用第一人称“我”的经历和视角，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串连起来。“我”在其中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但我十分注意“我”所串连的“山里红”和“羊肉”的质量，希望读者能够吃出好味道。

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具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哀婉多情的宛儿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历史不愿意成全他们，即使对其中的胜利者，也要把他们始料不及的悲剧及其在内心引起的巨大痛楚和迷惘，遗留在远去的驿站上。人类不可避免地要在正剧和悲剧乃至于十足的闹剧中沉思着、跋涉着，走向新的驿站。

与“大舅”和“姨父”拥有知识、家产和权力的家族相对应，此书也写了“父亲”从中破壳而出的贫困、封闭的农民家族。与以上两个家族相反，这是一个不会产生“理论”、“主义”和仁人、志士的家族。他们在粗糙的物质生活、瑰丽或是奇谲的神话和历史传说所构成的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在与自然界相互亲近和相互矛盾中，活着并消亡着。即使是“老爷爷”和“老奶奶”那样以惊人的生命力量创造生命奇迹的人，最终也没能逃脱悲剧的结局。田园牧歌已经消亡在远去的云烟里，留给这个家族的，是挂在桑树枝桠上的挽歌。

当我将作品中的父亲、大舅、姨父等人物作为三个家族中的主要人物来表现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敢轻慢别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个章节或是一些片断中出现的清末举人或留德博士、省委书记或开明士绅、军官或艺妓、私塾先生或盲艺人、爷爷或奶奶、财主或长工、福音堂里的英国牧士或难童收容院里的孤儿，等等，我都倾注了同样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经历的人生驿站上，给读者展示一个流动不息的人物画廊。这个画廊里的人物或工笔、或写意、或浓墨重彩、或仅仅是用单线条勾勒出来的素描和速写，都应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品。

我还试图写出三个家族在地域文化上的差异，也表现了纯属个人化的爱、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纯属个人情感领域，谁也摆脱不了环绕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也许还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例如家族内部不可割舍的亲情与政治观念上势不两立的矛盾。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

作者向读者说明自己试图表现什么，实在是犯傻。这不仅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写作冲动”，还因为读者并不在意作者试图表现什么，而只是重视自己在作品中感受到了什么。因此，这篇“后记”只能说是作者犯傻时与读者谈心。他真诚希望

此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那将是对他年逾花甲之后的许多个不眠之夜的褒奖。

在此书即将第二次印刷之际，我还要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为此书增添了精美的插图，并支持我对此书又作了一些修改。这无疑要增加出版成本，而没有提高书价。这样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赢得读者的喜爱。

让我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2002年元宵节一稿，8月修改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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