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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我的思路，所谓友情，其实主要就是互相承接倾诉的一种人际关系。

爱情呢？性爱或许可以越过相互的倾诉与承接达到"皮肤滥淫"的短暂快感，但情爱，则一定还要加上这一因素。在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情爱，就贯穿着一条倾诉——承接——不满意承接度——赌气不倾诉——恳求倾诉——终于又倾诉——在倾诉与承接中获得大欢喜——新一轮的倾诉欲望——新一轮的承接需求——新一轮的倾诉与承接的契合度的矛盾……

一个好的社会群体，必能提供多样化的倾诉渠道，并具有多层次的、相互承接倾诉的良好机制。

或许会有人问：那么，沉默的价值呢？

答曰：还是鲁迅先生，他不是说了吗？不在沉默中爆发，便在沉默中灭亡。又说，于无声处听惊雷。

我一再把鲁迅先生《祝福》的意蕴和这些配伍的话融会起来细加体味，只觉得有许多以往未品出的新意，如血滴如水，丝丝缕缕地，在灵魂中浸散开去。

必要时出现

虽然是邻居，甚至在单元楼里住在同一层，往往很多天不照面，偶尔在电梯口遇上了，也不过点点头，笑一笑罢了。邻里之交淡如水。淡有淡的好处，现代社会给个体生命提供了凸显个性的可能，也提供了更充裕的隐私空间多数人不愿意他人，尤其是邻居，过多地介入自己的生活，不分时候、状态、氛围，随意闯入自己的私密空间，哪怕那是出于好意，喷溢着热情。人们越来越愿意"关起门来做皇帝"，自己主宰自己的个人生活。

但是，哪怕是独立性极强的人，也总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往往是关键的时刻，平时淡然相处的邻居，出现在了眼前，及时伸出了援手，使眼前的困厄，开始有所化解。那也许只不过是叫来了一辆急救车打通了一个必要的电话，或仅仅是道出了几句在那特定情况下至为宝贵的忠告……而你的处境一旦稍为缓解，那在必要时出现的人，却又飘然隐去，并不希求丝毫感激，更遑论企盼回报。

人际间，有些认识的人只在必要时出现，在关键时刻才与你有一度的亲合。总体而言，他们与你，若即若离，若亲若疏，似友非友，以礼相待，你不能期望他们跟你心心相映，不可将你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与他们相钩连，但你却可以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举目无亲时，在自己实在无法独立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时，非常放心地向他们求助。而他们当中有的人，也可能在你认为是必要时，主动应召，甚至不请自到，使你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甚或只是一瞬间，感受到人世间最可宝贵的善意与诚信。

在人际间，在只关乎自我的事项上，他人的自觉回避，是我们生活里的福分；而他人在必要时的及时出现，则是我们生命中的亮点。

反躬自问，作为他人意识中的他人，比如，作为邻居的邻居，同事的同事，路人的路人，能不去多余地介入、干涉、纠缠吗？尤其是，能在其最需要援助时，必要地也是及时地，出现在其眼前吗？

当然，多余地介入与必要地出现，那界限往往很难划分。恐怕是既需要理性，更需要凭借心灵中善诚积淀而成的感悟，在一瞬间做出决定，并迅疾付诸行动。比如，忽然听见邻居的怪异惊呼，模糊地想起，那家只剩他一人居住，而此人平时绝无高声大气的响动，于是，先去按那门铃，久不开启，而隔门尚闻怪异呻吟，便果断地回到自己家，拨打110报警……警察来了，从阳台进入那邻居家，证实是疝气症急性发作，一时竟不能挪动身体……再叫急救车，陪同送往医院，垫付钱款，代办手续，直到其侄子赶到。在医生与其侄子商讨手术事宜时，便如同必要时出现一样，又在不再必要时悄然离去……邻居手术后痊愈归宅，与侄子一起来道谢，留坐一时，也收下那表达感激的、不算离谱的礼物——一套雀巢咖啡，送出时再祝其今后康健。但此后也便不再过从，更不去探究：怎么平时就一个人独居？侄子是什么职业？侄子的父母又是做什么的……像这样，进退裕如，分寸得当，能做到么？

自己，他人，那接触点上的火花，最好是多余的不起，而必要时，灿烂如星。

关起门来

老朋友搬进干休所了。我知道，他们那个大院里，也住着某些跟他有"过节"的人。他从新居打来电话，我直率地对他说："要是能离那几位合不来的家伙远点就好了！"他在电话里笑着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儿！这里住房和配套服务设施都不错，我关起门来做皇帝……"

朋友所说的"关起门来做皇帝"，当然只是一种幽默。这绝不意味着他有"皇权思想"，或打算在家里跟家人摆"皇帝架子"，作威作福。他想表达的，只是对在自己家里可以悠哉游哉地安度晚年的那份欣悦之情。

家是一个私秘空间。关起门来，划出了一个与社会其他人员和群体相对独立的活动天地。倘若所住的是自己买下的房产，那么，从墙体本身，到里面的物质实体，都属于私有财产，而以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这些私有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自己可以随意享用，那毕竟也是一份人生的乐趣。我的这位老朋友，他家里一般的生活用品自然齐备，大体而言，也绝不落后。比如，他迁入新居后，书房里有了更大的画案——他已经算得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画家——所新置备的那些书法绘画的工具，在我看来未免过奢，但他却仍不改一度寒微时的生活作派，比如，他那客厅和书房里的各种物品，就都撂放得相当地凌乱。他说，他的家不是拿来向人展示的——时下有的人很注意把自己的家里装修、布置得堂皇富丽，而且还特别把邻居、同事乃至并不怎么亲近的人，邀到自己家里"参观游览"，希望从"来访者"嘴里听到赞赏羡慕之词——也正因为如此，其装修布置的风格，也便尽量向"公众共享空间"，如饭店、酒吧、ktv包房等处所看齐。那或许也是一种值得尊重的居家风格，却为我的这位老朋友所不取。他是除了我这样极熟极好的朋友，轻易不请人到他家去的，而且，即便我这样的朋友到了他家，活动区域也仅只是客厅、书房等处，有的区域，特别是卧室，那是总关起门来，不对外客的。他也从不征询来客对他家设施和布置的"观览意见"，从他有时坐在藤制摇椅上微微晃动着、那怡然自得的神情上看，他显然对自己关起门来的这片"皇土"非常地满意，对我和别的什么朋友印象如何，简直一点也不在乎。他邀我们去只是为了交流心情与感悟。

当然，那不是他一个人的家，他老伴我们也很熟，但我毕竟还算不得他们两位共同的朋友。我知道他们有那样的朋友，那样的朋友来时，他们会基本上采取共同接待的方式，尤其是聊天时，他们双方都会参与。我只能算是他的好朋友、他爱人的一位熟人。我去后，他爱人会出来招呼，会倒来茶水，会同我寒暄或开几句玩笑，但我们开聊后，便会很自然地消失在别的房间里，直到我告辞时，才再一次露面，一同送客。他爱人也有自己的朋友，那也只能算是他的熟人，那样的客人来访时，他也只是迎、送时露面。可见他们家"关起门来做皇帝"，其实是一扇大门里有两个皇帝，或者说是两个平等的"执政官"。我很欣赏他家的这种格局。

有一回我们两个闲聊，他回忆起"文革"里的事情，说："那时候，不管社会上多乱，自己在社会上的遭遇有多惨，只要还有一扇家门可进，到晚上这扇门还能关上，一家骨肉还能在关起的门里相聚，并且至少还能用低语、眼神和身体接触来表达相互的慰藉，那就好比一个王国遭到了侵略却还没有灭亡……"又说，"文革"里，他所知道的几个自杀的人，那外在的浩劫当然是主要的因素，但他们的家门里面，都出现了家人给自己贴出的"大字报"，并有家人不管是出于真诚入魔还是畏惧自保所施予的批斗、呵斥与讥讽，他以为那是个体生命最后一块"独立王国"的覆灭，个体生命真正是到了"无立锥之地"的绝境，难怪活不下去。他没有细说那时他爱人所给予他的濡沫之情的细节，但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生命体验。确实，一方面，"将就是夫妻"，谁和谁真正能像一片叶子的两面那样连为一体呢？再相亲相爱的夫妻，至多也只是并蒂花罢了，各自还是有各自的独立性。即使在关起门进的一个家里，也应还能有各自的物质与精神"领地"，比如各自的日记本。所以，夫妻必有相矛盾乃至相冲突的时候，争吵、呕气，恐怕都常态地存在，这就必须到头来互相将就，逐渐磨合，以容忍、协商、通融、妥协来达于和平共处；但另一方面，夫妻又确实是一扇门里的"联合王国"的"双执政"，只要这扇门里不发生内乱，不仅作为社会最小细胞的家庭不会崩溃，夫妻各自的生命力，也可望在这里获得最坚实的支撑。

一般的家庭，不可能是空间阔大的豪宅，有的家庭，直到今天从社会上所获得的空间甚至还相当地狭湫。但一个家庭的是否幸福，在很大的程度上并不取决于那关起门来所享用的空间究竟有多大，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空间里的温馨度究竟是否浓酽。近20年来，我自己的家庭随着社会进步，所享用的空间不断得到扩大，这当然是幸运的事，但回忆起来，当我们一家三口挤住在一条小街的一所杂院的一间只有10平方米的小东屋时，竟也有着那么多的快乐！而最大的快乐，是沐浴着温馨的亲情——春天，窗外的洋槐花开了，用铁钩子扭下一些，洗干净，夫妻齐动手，和上面粉，炸来吃，其乐融融；夏天，没有电扇，更不知空调者为何物，家里也还买不起电视机，摇着大蒲扇，听妻子讲些小时跳荷花舞的往事，闭眼悬想；秋风吹来，中秋节到，商量如何给一对往昔的邻居——身边没有儿女，且生活较我们拮据的徐大爷和王姨，送去贺节月饼；窗外雪花纷飞，稚子把一只在煤炉上烘热的红橘扣到大碗下面，好让妈妈归家时能吃到温度恰到好处的橘瓣……家啊，家啊，关起的门里，没有什么经国济世的宏大叙事，但那些琐琐屑屑的零篇短简，构成了我们生命史中珠串般的小诗，宁不珍惜？

同仁心距

接到一张落款为某机构"全体同仁敬贺"的豪华拜年卡，不禁莞尔。该单位一位年轻人曾在我家跟我坦言："同仁，就是那些每天身体离得很近，而心却往往离得很远的人。"当时我跟他辩论起来，因为我这一代人，本是笃信虽来自五湖四海，却因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故尔团结如一人的。他笑道，您说的，是当年单位里人际间的政治关系，现在就公务员而言，也确实应维系那样一种以同志相称的关系。可是现在已然出现了无数非公务的工商实体，这些机构中的人为什么走到了一起？应是法律所允许下的个人经济利益驱动，构成了他们合作的基础，所以给您寄贺卡，落款不称"全体同志"而称"全体同仁"。您也别去查词典，"同志"、"同仁"的区别，咱们"尽在不言中"吧!我乍听他言心中耿耿，质问道：面合心不合，你们能合作出个什么名堂来？他笑道，如果心完全不合，甚至冲突起来，那当然就分手了，也不仅是老板炒你"鱿鱼",你也可以主动炒老板的"鱿鱼"；但情形往往是，心与心的"圆心"虽不合，但"半径"的扫描，却形成大面积的重叠，有时这重叠部分会缩小为叶子瓣般的"相割"，那也还可以在"相割"的区域中"同仁",即使再进一步退化为两圆仅只是圆周"相切"于一点，那么在这一点上也还可能维系颇久。他说,这种"各有圆心"的"游动性合作关系",已成为他们这一代人处世的常态，他不明白我何以对之大惊小怪。

这位年轻人对我的谆谆教诲，后来我渐渐消化，并且悟到，同仁间存在着心距，其实中外古今皆然。既然我们的社会生活已步入多元状态，每个人选择人际组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那么，只要合法，并且不违基本道德，寻求"游动性合作"的"同仁关系"，应视为平常之事吧。

谁知前两天那位年轻人又来，说起他们机构的同仁，在这暖冬中有一次野餐之聚，他们在半冰半水的小河边吃完烧烤，喝尽啤酒，不知哪一位带的头，讲起童年往事来，结果如磁铁传磁，竟形成了一个挨一个，乃至抢着倾诉各自童年的欢欣、苦恼、恐惧、忧伤、幻想、狂喜……的局面，"忽然间，"年轻人告诉我，"我们在互望中，有一种眼光通心、击出火花的感觉……那一刻，我们不约而同地在想，作为同仁，我们要能总是这样，该多好啊！"偏偏又是他，向我提示着新的思路。是啊，难道只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在某些特殊的群体中，并且也只是在某一段时间里，才可能形成一种同仁"圆心"全都叠聚在一点上的状态么？我们在这攘攘人世度过艰辛一生，究竟该以谋求"合理合法的自我利益"为重，还是该以寻求与他人心灵的相通相谐为重呢？

快把好话说出口

妻子梳妆完毕，转过身来时，你感觉她很鲜丽，你想赞美一句，可是你怕显得肉麻，你怕妻子不领情，于是你用诸如"老夫老妻了,不必再来这个"、"我就是不说，她也不会不高兴"等等"逻辑"把你的喉咙栓塞上，你终于没说……

同事获得了一项荣誉，你深知那确实是他长期努力的结果，你想对他说："这是实至名归……"可是你怕别人认为你是虚伪的奉承，于是话都涌到喉咙口，你竟又吞了下去……

在楼门口遇上了邻居全家，老少三辈，全体出动，是去附近的小饭馆聚餐。看到他们那和谐喜悦的情形，你想跟他们说几句祝福的话，可是你想到人家平时并没有跟自己家说过什么吉利话，又觉得此时此刻人家也许并不会珍视你的友好表示，于是你只是侧身让他们一家走过，轻轻地咳嗽了几声……

在商场购物，你遇上了一位服务态度确实非常好的售货员，当她将你购妥的商品装进漂亮的塑料袋，亲切地递到你手中时，你本想不仅说一声"谢谢",而且再加上几句鼓励的话，可是到头来你还是没说，因为你想着"我是上帝，她本应如此"……

你错了！当你面对他人，心头涌现了非自我功利目的、自然亲切、朴素厚实的好话时，你不要犹豫，不要迟疑，不要退却，不要扭曲，你要快把好话说出口！只要你确实由衷而发，确实不求回报，确实充满善意，确实扪心无愧，你就大大方方、清清楚楚地把你那好话说出来。即使遇上了"狗咬吕洞宾"的情形，"好心换了个驴肝肺"，你也并无所失，因你焕发着人性善的光辉，你把好话给予别人，即使是你的亲人，那也是必要的播种。善意、爱意、亲合意向的种子，一般来说，这世上的绝大多数人，是会接受的；这种子落在他们的心田,多半会生出根，发出芽，开出花，结出果……想想你自己吧，即使你是那样地坚强，那样地能甘寂寞，那样地不惧怕恶言恶语，到头来，你也还是需要来自他人的好言好语……

人际之间需要好话。非自我功利目的的好话，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多了而是还很缺乏。现在那清爽自然如同甘泉的好话涌上了你的心头吗？请你快快说出口！

给心花以和风

一位白领小姐，大清早上班时在电梯前遇到同事樊姐，点头问好毕，樊姐立即望着她尖声评论说："呦，你今天的发型怎么瞅着这么别扭！你这种尖下巴颏的脸盘千万别这么折腾！"说完拊掌大笑。樊大姐的两句"酷评"，弄得她一整天心里发堵。

一位退休工程师，在路上遇到参加某项活动回来的邻居，互打招呼后，邻居问他去做什么，他说去看电影，那邻居听了电影名字以后立刻"酷评"："嗨，那种小市民趣味！不看也罢！"分手后，工程师虽然还是朝电影院而去，但心头一直梗着"小市民趣味"五个字，到了售票窗口前，心里竟出现类似罪感的情绪，到头来没买那票，改为逛商场，却始终再难恢复原先的怡然心态。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从心理角度看，其实是存在于连续不断的情绪之中而好的情绪，或者说兴致、情趣，则仿佛心情树上开放的花，这样的心花无论是蓓蕾状态，还是已然灿烂地张开，对于生命存在来说，都弥足珍贵，自己要多多培育，加倍爱惜。别人呢，对之视而不见、麻木不仁，不算什么问题，因为很难要求他人对你的好情绪花上添香，但如果是看出了你的好情绪，不但不予和风吹拂，反而给你败兴，犹如妒花风雨，摧蕊折瓣，那就有失厚道，不足为训了。换个位置，别人有好兴致，我们不是助兴而是败兴，细想想，有的事情似乎极小，但我们施以"酷评"给别人造成的心理伤害，有时甚至用"惨无人道"形容，也不过分。

当然，蓄意败人兴致的恶意劣行，在生活中并不多见。像上面所举的两例，那位樊大姐之所以那样，多半是所谓"心直口快"的性格使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在败别人的兴，反会在"有话直说"的宣泄中获得瞬间的快感，弄得人家一天不痛快，她是浑然不觉的。那位直言别人想看的电影是"小市民趣味"的主儿，"酷评"的自觉性比较强，显然他一直对同楼的退休工程师心存贬抑，也就是不怎么看得起人家，总以为自己层次高、别人没水平，所以在那邂逅中，他的讥词一触即发，但你要说他有多恶毒，也未必，两人分手后，他也就把这事抛诸脑后，并不存有处处、事事要贬损那退休工程师之心。

私下里，背靠背，我们发表点对他人的讥评訾议，在所难免，亦无大碍，但切不可对他人的好兴致"迎头痛击"。一次在公园里，我和妻子看见对面走来一对牵手的恋人，那男的比女的矮了一头，面目似乎也没女的顺眼，我和妻子回到家里谈起，都觉得不大般配，但当时我们没有交换看法；没想到，另外几个小伙子，却在公园甬路上，当着那一对恋人的面怪笑起来，有的还故意嚷："嗬，武大郎潘金莲啊！"那对恋人原像盛开的花朵，在这种摧花邪风袭来时，顿时气恼色变，所幸没有发作，隐忍住没与恶谑者争吵，但他们生命中的快乐心花，在那时惨遭砍折，败兴后的灰暗情绪，不知会延续多久。

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不仅选择什么恋人是神圣的稳私，就是改变发型，穿什么衣服，戴什么耳饰别针，在书店里选购一本什么图书，喜欢吹一种什么零食……特别是由于这些日常生活里的普通事、小乐趣，而使得一个人心花张开蕊瓣，瑟瑟放香时，那生命的尊严是不能予以亵渎的。不仅给自己的心花，也给他人的心花以和风吧。这种修养，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

给你一顶小丑帽

逛蛇年春节庙会，看到很多摊档在售卖小丑帽，有用闪光纸制作的，顶端下沿都有彩色穗子的尖顶高帽；有用呢绒缝制的，不但帽筒很高，而且样式极为滑稽，或顶端呈章鱼触须状，或呈蹄类动物的弯角状。尖顶高帽，在中国不说是古已有之，也出现得够久的了，鲁迅笔下的跳无常（他不但用文字描写还亲自绘图）就是一个例子。彩色呢绒拼镶的小丑帽，则似乎是从西洋传来的，举凡西洋古典绘画、戏剧，以及表现其古典生活的影视里，都常常出现。

庙会上的小丑帽销得很好。我就亲眼看到种种买帽子、戴帽子的景象：有的还没付款就迫不及待地往自己脑袋上扣；有的则买下向献花一样戴到同游伴侣头上；有的买来戴上后就一直那样游逛到底，出了庙会还戴着在大街上走，甚至戴着乘地铁……

我注意观察，兴致勃勃地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几乎全是年轻人。

我这个年纪上下的人，对小丑帽，恐怕都会有特殊的记忆，那就是在文化大革命里，特别是在红卫兵大破"四旧"，掀起揪斗"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浪潮时，凡被揪出批斗的"一小撮"（其实往往一大串、一满台），就会被戴上高帽子批斗兼游街。开始多半是纸糊的，比较粗糙，后来朝精致化发展，有用钢铁焊成的，有的在帽沿挂满两边利刃的刮胡子刀片，那高帽子不仅把被批斗者丑化为了"狗屎堆"，也兼有刑具的功能。在那样的岁月里，我最害怕的，就是被揪出来，扣上一顶小丑帽。我记得在那一年盛夏，一位年长的教师被揪斗，他头上被扣上的是一顶用木棍、手帕合成的西洋式小丑帽，批斗他的"小将"确实很能"洋为中用"，但那顶小丑帽下因尊严扫地而痛苦不堪的、扭曲的脸，很多年来都牢牢粘在我心膜上，无法淡化。

改革开放以后，有机会看到意大利电影导演费里尼拍摄的影片《8又1/2》，里面主人公的噩梦场面，也是被戴上尖顶帽，在宗教审判的场所示众。令我好奇的是，那尖顶帽倒并非欧洲宫廷弄臣的那种形状，而与鲁迅笔下的跳无常帽子相近，也就是电影《闪闪的红星》里，潘东子用绳索套着胡汉三脖子游垅时，扣在胡汉三头上的那种高帽。这是费里尼善于"中为洋用"，还是中西胜利者在对待"非我族类"时有着不约而同的时尚？我期待着有关学者、专家出来解谜。

如今庙会上制卖小丑帽的商家，他们当然不会强迫任何人去戴那小丑帽，他们会努力推销，推销的说辞手段，都立足于让自愿消费者觉得戴那帽子是桩有趣的事。庙会上买小丑帽戴小丑帽的年轻人、小孩子，不消说一定是出于自愿，一定是觉得有趣，有的看那戴着小丑帽招摇过市的模样，简直是洋洋得意，那小丑帽竟成了他们内心幸福快乐的外在象征。

同样的一顶小丑帽，在特定情境下，当它是别人用暴力强迫你戴上时，便是屈辱，便是灾难，甚至会令你痛不欲生。而在另外的情境下，当那是你自愿选择戴上时，便是幽默，便是奇趣，甚至会使你心花怒放。

一位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曾在私下向我吐露，当那些"三名三高"人物被戴上高帽子批斗时，他内心里确实有种痛快感，那心理反应翻译成语言就是："你还能神气活现么？"这里要向如今的年轻人解释一下，"文革"中的"三名"指的是"文艺界名人、名专家、名教授"，"三高"指的是他们享受到的"高级别、高工资、高待遇"。其实，那时候的"三名"人物的"三高"程度很有限，其工资、住房、稿费或演出补贴等所达到的水平，都与比如那向我吐露心声的平常人物相差不到几倍，哪儿有现在的各路明星们那样的身价，那样"与国际接轨"的收入享受；但即使差距并非那么巨大，那种因感觉到不平等而造成的心理淤积，尚且可以在外力引发下达到那样的愤懑程度，据此可以估测出来，现在有的社会地位与经济收益都离明星们遥遥远远的平常人，他们人性里那阴暗面所涌动着的切盼明星们栽筋斗倒大霉的心理潜流，倘有喷发的机会，会形成怎样令明星们难以承受的局面。

"文革"中对"三名三高"人物的那种恶性冲击，当然是应该否定的，因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而且以暴力手段，强迫别人戴高帽子，践踏人格，无论以"革命"或什么更神圣的名义，都是野蛮的非文明行为，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污斑，今后我们的社会发展一定要避免这类事态的再度发生。但话说回来，也不能因为现在进入了市场经济，成了商品社会，法律容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名利双收者就觉得自己所获得的名声与财富都神圣到不容别人质疑置喙取笑糟改的地步。如今的各路明星们务必须知，虽说是时代有别，法律有进，但是你所面对的人性则大体还是那么个恒定的存在。社会的安定，一方面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出气孔"。一些尚未或无望成为明星的普通人拿名利双收的明星开涮，甚至准备好一些高挑的小丑帽，给他们"缺席加冕"，就是一种"出气孔"，起着对"气不忿"的心理加以代偿的功能。

前不久，一家网站把演艺界一些明星评为了"十大丑星"，其实那些在网上投票的网民，无非是通过这种方式，抒发了一下对已属于"公众人物"的诸明星们的揶揄罢了。有的被评为"丑星"的演艺圈人士就总没想清楚，众人仰望的"星"，其实并非"万民之神"，而是"大众玩偶"。比如一个儿童得到一个洋娃娃，开始他或她会搂着抱着，给换漂亮衣服，让其陪自己睡觉，但时间长了，他或她就会摔洋娃娃，甚至挖眼拆腿，劈成两半，要看看它肚子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这从头到尾的行为，都是"玩"，而洋娃娃的遭遇，也便是它作为玩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