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第351-400行） (8/14)

在拳头上画一个脸，包上小手绢当头巾，然后一动一动，像煞活生生一个可怕的小老太婆，也是他教我的。

我们一起在首都体育馆看日本大相扑，周恩来总理也在场，仪式十分隆重。只是我个人不太习惯彼此回合太短，匆忙而就，倒是准备动作太多。回家后谈到这种感想时，可染先生也非常同意，于是他离开椅子表演出来：

“你看，这么对面来个骑马式，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忽然松下劲来，各人在竹箩里抓一把盐，那么撒，这么撒，东撒，西撒，撒过了，拿花扇子的人又唱起来，又是对面来个骑马式，又是怒目金刚，以为要动手了，拿花扇子的人高举起扇子，发出几次怪声，以为要扑上去了，哈!又松下劲来，又去抓盐……

“好不容易等到真扭在一起的时候，‘哗’的一声，出线就完，不到三秒钟!”

他是一边笑得满脸通红，一边做出像极了的动作，比观看真相扑有意思万倍。

我有时给他来一段麒麟童、程砚秋、言菊朋的模拟表演，他也笑得喘不过气。

他是一个细腻的幽默家，可惜他很少有时间快乐。他真像他所崇拜的“牛”，像一头只吃青草出产精美牛奶的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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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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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忆中，仿佛没见过他责骂孩子。

说到孩子，他三个孩子都令我十分喜欢。

小可长大之后当解放军，矮小，结实。多少多少年没见了，一次在校尉营转角处见到一个雄壮的全身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叫了我一声“黄叔叔”，行了一个军礼。“啊!小宝

!是你呀!小宝。”我感动极了，我紧紧地抱住了他，忘记了对解放军应该的严肃和尊敬。小宝的官名叫“李小可”，他可能希望大家都不再叫他的乳名。好吧!我，黄叔叔试着办吧!

小可复员之后，在北京画院成为一个继承父业的、有父风的画师，同时照顾着自己越来越老的父母。有一个孩子在身边总是好的。

小妹我们仍然叫她小妹。她比黑蛮大好几岁，黑蛮从几个月开始就得由她陪着玩，用一条浴巾把他兜起来，与另一个常家姐姐娅娅一人抓一个角，摇来摇去甩着玩，唱着好听的儿歌。多少年前，她是个激进派，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去了远远的甘肃。可染夫妇眼看着她一个女孩子扛着包袱走了。一去十来年。费尽了移山心力把小妹接了回来，已是一个大女孩。我们的心里为她的归来高兴得暗暗发抖。她就是我们当年的小姑娘，留着两根蓬蓬的大辫子、红通通的脸蛋、大声吵吵跳着“猴皮筋”的李珠。她的归来使老人说不出地高兴。

记得我一九五三年由香港回美院工作的时候，版画系那时候叫版画科，中国画系叫彩墨画科。因为这两个系当时都不太起眼，彩墨画科都是些老家伙，版画科只有很少的人员，便合在一起进行政治学习。天气热，外面有一块白杨树的绿阴，学习会便在室外举行。这一个学习组有李可染、李苦禅、王青芳、蒋兆和、叶浅予、黄均、刘力上和陆鸿年，还有李桦、王琦、陈晓南和我。托儿所就在我们隔壁，也放出来在绿阴下活动，中间隔着一道活动的小栏杆。李珠那时在托儿所，她和所有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这一群老头子跟她的爸爸坐在一道。我刚从香港回来，穿着上可能让发现了一点什么新问题，一个孩子指着我说：

“这个小人穿一双小鞋。”

我听这句话几乎哭笑不得。我已经二十八岁，有妻子儿女的人，小什么?但比起他们的爸爸却的确小得多。幸好李珠给我解了围，她说：

“他是黄叔叔，黑蛮的爸!”

小弟官名“李庚”，在李家是最小的男孩。每礼拜只能见他一次，因为他是“全托”。小弟是最佩服崇拜我的孩子之一，跟我很亲。原因是我有一些他梦寐以求的、令他神往的东西：一部鲜红色的八十个低音键的意大利手风琴；一支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还有一部万用的电动小车床……一些记不起来的好玩的东西。再加上我大笑大叫，跟他们所有的爸爸都不一样，愿意在没事的时候跟他们玩，讲一些有趣的故事。只要我一暗示，他们就会奔跑过来。

他是个沙嗓子，连哭起来都沙。

忽然他长大了。我们相隔整整一部苦难的岁月——“文化大革命”。他“上山下乡”去了内蒙古。我也去过内蒙古，知道对于幼小的孩子是个怎么样的地方。但是他长大成人回来了。感谢上苍，还给我们一个如大沙漠如大苍穹似的心胸开阔无比的青年。

“我回来了，没有什么再苦得死我，难得死我。黄叔叔，什么都不用再说!”

他成为一个强者。祖上遗留的一副魁梧体魄，再加上马背和荒漠对他的锻炼。他越过父亲这一辈人逆来顺受的温良性格。懂事，但不乞求平安。他非常刻苦地画画，后来到日本去了。走之前，来看过我，问我有什么话。

“记住!”我说，“别让人知道你是李可染的儿子!”

“一定!”他说。

前几年我去了东京，他从大阪打来一个电话，问明白是我，他在电话里号啕大哭。他说：“黄叔叔!来看我吧!”

我去了。小小的日本房间，说句见识浅陋的话，我一辈子没见过叠成满满一面墙的“速写簿”，滴水不进的一面墙。用了两三天时间，陪我玩透了大阪城，我们就分手了。

后来听说他去过很多地方，欧洲、美洲，画了许多速写。再不久，从可染先生处转来一本他展览会的场刊，见到好些张他的水墨近作时，我不免抚掌微笑起来：“此李家之千里驹也!”

雄强、泼辣，满纸的快乐的墨色。乱七八糟的题字更增添了画面的力量，我喜欢之极。我更是想念他，像我自己的骨肉那么想念。现在不知他在哪里?你爸爸死了!你知道吗?你能回来吗?要赶快回来啊!小弟!你在哪里?

孩子们是我们的甜美，也是我们的悲伤；是我们的骨肉，我们的心。

说起“文化大革命”，过去了那么多年，排除了危难，你不能不说，“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戏剧。遗憾的是票价太贵。多少的光阴、生命、血、眼泪。

“文革”时期，我们被关在一起。

不知道是上帝还是魔鬼跟我们开这么大的玩笑，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天罡”、“地煞”，加起来恰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这有案可查，由不得你不信。

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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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了李可染，光彩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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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以及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其中贪污犯在里面最嚣张，是个依靠对象，俨然半个革命小将的味道。我们每天的“表现”全由他兴之所至地向“革命群众”汇报。

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天生的监狱一所。

可染先生、苦禅先生我们可算得是难兄难弟了。五六年朝夕相处时间总是有的。写出所有的人的名单，就我眼前的记性看来是办得到的。但没有必要。

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加上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七十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一铁车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若无其事。

可染先生不行。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子人等着他料理照顾，他的确像毛泽东同志所说，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他没招谁、惹谁。像苦禅先生和我都爱写点、说点俏皮话。可染先生可从来没有。他虽未达一心一意听党的话的程度，起码三分之二的程度是够格的，但也逃不过这个“劫数”。

鲁迅说过这么一些近似的话：“工人当了工头，比原来的工头还毒!”这可是千真万确。